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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药


作者:老舍

  日本兵又上齐化门外去打靶。照例门脸上的警察又检查来往的中国人,因为警察们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对防备奸细比防备敌人更周到而勇敢些,也许是因为事实上容易而妥当些;巡警既不是军人,又不管办外交。
  牛家二头的大小棉袄的钮子都没扣着,只用蓝布搭包松松的拢住,脖子下面的肉露着一大块,饶这么着,他还走的发燥呢。一来是走的猛,二来也是心里透着急。父亲的病一定是不轻;一块多钱,这剂药!家离齐化门还有小十里子呢。齐化门就在眼前了,出了城,抄小道走,也许在太阳压山以前能把“头煎”吃下去。他脚底下更加了劲,一手提着药包,一手攥着个书卷。
  门脸上挤着好多人,巡警们在四外圈着。二头顾不得看热闹,照直朝城门洞走。
  “上哪去?”
  城洞里嗡嗡了半天。
  二头顾不得看这是对谁喊的,照直往前走;哼,门洞里为什么这样静悄悄的?
  “孙子!说他妈的你哪;回来!”
  二头耳中听到这个,膀子也被人捉住了。
  “爸爸等着吃药呢!”他瞧明白了,扯他的是个巡警。“我又没偷谁!”
  “你爷爷吃药,也得等会儿!”巡警把二头推到那群人里。
  那群人全解衣扣呢;二头不必费这道手,他的扣子本来没扣着。有了工夫细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分为三等,穿绸缎的站在一处,穿布衣服而身上没黑土的另成一组,象二头那样打扮的是第三组。第一组的虽然也都解开钮扣,可是巡警只在他们身上大概的摸一摸。摸完,“走!”二头心里说:“这还不离,至多也就是耽误一顿饭的工夫;出了城咱会小跑。”轮到了第二组,不那么痛快了,小衣裳有不平正的地方要摸个二次了。摸着摸着,摸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红鼻子。红鼻子不叫摸:“把你们的头叫来!”巡长过来了:“哟!三爷!没看见您,请吧;差事,没法子;请吧!”红鼻子连笑也没笑,“长着点眼力;这是怎说的!”抹了红鼻子一把,出了城。好大半天,轮到了二头们。“脱了,乡亲们,冻不死!”巡警笑着说。“就手儿您替拿拿虱子吧,劳驾!”一个象拉车的说。“别废话,脱了过过风!”巡警扒下了一位的棉袄,抖了两三下。棉袄的主人笑了:“没包涵,就是土多点!”巡警听了这句俏皮的话,把棉袄掷在土路上:“爽性再加点分量。”
  剩不到几个人了,才轮到二头;在二头以后来到的都另集在一处等着呢。
  “什么?”巡警指着二头的手问。
  “药。”
  “那个卷,我说的是。”
  “一本书,在茅厕里捡的。”
  “拿来。”
  巡警看了看书皮,红的;把书交给了巡长。巡长看了看书皮,红的;看了看二头。巡长翻了两页,似乎不得要领,又充分的沾了唾沫,连着翻了十来页,愣了会儿,抬头看了看城门,又看了二头一眼:“把他带进去!”一个巡警走过来。
  二头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心里知道要坏,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爸爸还等着吃药呢!书是在茅厕里捡的!”
  “不老老实实的可是找揍,告诉你!”巡警扯住二头的脖领儿。
  “爸爸等着吃药呢!”二头急是急,可是声儿不高,嗓子仿佛是不大受使了。
  “揪着他走!”巡长的脸上白了些,好象二头身上有炸弹似的。
  急是没用,不走也不行,二头的泪直在眼圈里转。
  进入派出所。巡警和位胖的巡官嘀咕了几句。巡官接过那本书去,看了看。
  胖胖的巡官倒挺和气:“姓什么呀?”“呀”字拉得很长,好似唱文明戏呢。
  “牛,牛二头。”二头抽了抽鼻子。
  “啊,二头。在什么村住呀?”
  “十里铺。”
  “啊,十里铺;齐化门外头。”巡官点点头,似乎赞叹着自己的地理知识。“进城干什么来啦?”“啦”字比“呀”还长一些。
  “抓药,爸爸病了!”二头的泪要落下来。
  “谁的爸爸呀?说清楚点。好在我不多心。来,我问你,好好的告诉我,不许撒谎。这本书是谁给你的呀?”“在茅厕里捡的。”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可就要来厉害的了!”胖巡官显得更胖了些,或者是生气的表现。“年轻轻的,不要犯牛劲;你说了实话,没你的事,我们要的是给你这本书的人,明白不明白呀?”
  “我起誓,真是捡来的!书,我不要了,放我走得了!”“那你可走不了!”胖巡官又看了看那本书,而后似乎决定了不能放走二头。
  “老爷,”二头真急了:“爸爸等着吃药呢!”“城外就没有药铺,单得进城来抓药?有事故吗!”巡官要笑又不肯笑,非常满足自己的智慧。
  “大夫嘱咐上怀德堂来抓,药材道地些。老爷,我说老爷,放了我吧;那本书不要了,还不行?!”
  “可就是不行!”
  当天晚上,二头被押解到公安局。
  创造家“汝殷”和批评家“青燕”是仇人,虽然二人没见过面。汝殷以写小说什么的挣饭吃,青燕拿批评作职业。在杂志上报纸上老是汝殷前面走,青燕后面紧跟。无论汝殷写什么,青燕老给他当头一炮——意识不正确。汝殷的作品虽并不因此少卖,可是他觉得精神的胜利到底是青燕的。他不晓得:买他的书的人,当拿出几角钱的时候,是否笑得格外的体恤,而心中说:“管他的意识正确不正确,先解解闷是真的!”他不希望这是实在的情形,可是“也许有真佩服我的?”老得是个自慰的商人,当他接到一些稿费或版税的时候,他总觉得青燕在哪儿窃笑他呢:“哈,又进了点钱?那是我的批评下的漏网之鱼!你等着,我还没跟你拉倒了呢!”他似乎听见那位批评者这么说。
  可巧有一回,他们俩的相片登印在一家的刊物上,紧挨着。汝殷的想象更丰富了些。相片上的青燕是个大脑袋,长头发,龙睛鱼眼,哈巴狗鼻子;往好里说,颇象苏格拉底。这位苏格拉底常常无影无声的拜访汝殷来。
  自然,汝殷也有时候恶意的想到:就“青燕”这个笔名看,大概不过是个蝴蝶鸳鸯派的小卒。如今改了门路,专说“意识不正确”。不必理他。可是消极的自慰终胜不过积极的进攻;意识不正确的炮弹还是在他的头上飞。
  意识怎么就正确了呢?他从青燕的批评文字中找不到答案。青燕在这里不大象苏格拉底了。苏格拉底好问,也预备着答;他会转圈儿,可也有时候把自己转在里面。青燕只会在百米终点,揪住腿慢的揍嘴巴。汝殷不得不另想主意了。他细心的读了些从前被称为意识正确的作品——有的已经禁止售卖了。这使他很失望,因为那些作品只是些贫血的罗曼司。他知道他自己能作比这强得很的东西。
  他开始写这样的小说。发表了一两篇之后,他天天等着青燕的批评,批评来了:意识不正确!
  他细细把自己的与那些所谓正宗的作品比较了一下,他看出来:他的言语和他们的不同,他的是国语,他们的是外国话。他的故事也与他们不一样,他表现了观察到的光与影,热诚与卑污,理想与感情;他们的只是以“血”,“死”,为主要修辞的喜剧。
  可是,他还落个意识不正确!
  他要开玩笑了,专为堵青燕的嘴。他照猫画虎的,也用外国化的文字,也编些有声而不近于真实的故事,寄给一些刊物。
  奇怪的是,这些篇东西不久就都退回来了;有一篇附着编辑人的很客气的信:“在言论不自由的时期,红黄蓝白黑这些字中总有着会使我们见不着明天的,你这次所用的字差不多都是这类的……”
  汝殷笑得连嘴都闭不上了。原来如此!文字真是会骗人的东西的。写家,读者,批评者,检查者,都是一个庙里排出来的!
  他也附带的明白了,为什么青燕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而不说别的,原来他是“怕”。这未免太公道了。他要戏弄青燕了。他自己花钱印了一小本集子,把曾经被拒绝的东西都收在里面。他送给青燕一本,准知道由某刊物的编辑部转投,是一定可以被接到的。这样,虽然花了几个钱,心中却很高兴:“我敢印这些东西,看他敢带着拥护的意思批评不敢!”
  青燕到BB杂志社编辑部去,看看有什么“话”没有。他的桌上有三封信,一个纸包。把信看完,打开了纸包,一本红皮的书——汝殷著。他笑了。他很可怜汝殷。作家多少都有些可怜——闯过了编辑部的难关,而后还得挨批评者的雷。但是批评者不能,绝对不能,因为怜悯而丢掉自家的地位。故意的不公平是难堪的事,他晓得;可是真诚的公平是更难堪的:风气,不带刺儿的不算批评文字!青燕是个连苍蝇都不肯伤害的人。但是他拿批评为业,当刽子手的多半是为吃饭呀。他都明白,可是他得装糊涂。他晓得哪个刊物不喜欢哪个作家,他批评的时候把眼盯住这一点,这使他立得更稳固一些。也可以说,他是个没有理想的人;但是把情形都明白了,他是可以被原谅的。说真的,他并不是有心和汝殷作对。他不愿和任何人作对,但批评是批评。设若他找到了比“意识不正确”更新颖的词句,他早就不用它了;他并不跟这几个字有什么好感。不过,既得不到更新鲜而有力的,那也只好将就的用着这个,有什么法儿呢。
  他很想见一见汝殷,谈一谈心,也许变成好友呢。是的,即使不去见他,也应当写封信去劝劝——乘早把这本小红皮书收回去,有危险。设若真打算干一下的话,吸着烟琢磨“之乎者也”是最没用的,那该另打主意。创作与批评,无论如何也到底逃不出去之乎者也。彼此捧场与彼此敌视都只是费些墨水与纸张,谁也不会给历史造出一两页新的来。文学史和批评史还是自家捧自家;没有它们,图书馆不见得就显出怎么空寂。
  青燕鼻子朝上哼了一声。把书卷起来,拿在手中,离开了编辑部。
  走到东四牌楼南边,他要出恭。把书放在土台上,好便于搂起棉袍。他正堵住厕所的门立着,外面又来了个人。他急于让位,撩着衣服,闭着气,就往外走。
  走出老远,他才想起那本书。但是不愿再回去找寻。没有书,他也能批评,好在他记住了书名与作家。
  二头已经被监了两天。他莫名其妙,那本书里到底有什么呢?只记得,红皮,薄薄的;他不认识字。他恨那本小书,更关心爸爸的病,这本浪书要把爸爸的命送了!他们审他;“在茅厕里捡的,”他还是这一句。他连书是人写的,都想象不到;干什么不好,单写书?他捡了它;冬天没事还去捡粪呢;书怎么不该捡呢?
  “谁给你的?”他们接二连三的问。
  二头活了二十年了,就没人给过他一本书;书和二头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能造个谣言,说:张家的二狗,或李家的黑子给他的。他不肯那样脏心眼,诬赖好人。至于名字象个名字的,只有村里的会头孟占元。只有这个名字,似乎和“黄天霸”,“赵子龙”,有点相似,都象书上的。可是他不能把会头扳扯上。没有会头,到四月初往妙峰山进香的时候,谁能保村里的“五虎棍”不叫大槐树的给压下去呢?!但是一想起爸爸的病,他就不能再想这些个了。他恨不能立刻化股青烟,由门缝逃出去!那本书!那本书!是不是“拍花子”的迷魂药方子呢?
  又过了一天!他想,爸爸一定是死了!药没抓来,儿子也不见了,这一急也把老头子急死过去!爸爸一定是死了,二头抱着脑袋落泪,慢慢的不由自己的哭出声来。
  哭了一阵,他决定告诉巡警们:书是孟占元给他的,只有这三个字听着有书气:“二狗”,“黑子”,就连“七十儿”,都不象拿书给人的材料。
  继而一想,不能这么办,屈心!那本书“是”捡来的。况且,既在城里捡的,怎能又是孟占元送给他的呢?不对碴儿!又没了办法,又想起父亲一定是死了。家里都穿上了孝衣,只是没有二头!真叫人急死!
  到了晚,又来了个人——年轻轻的,衣服很整齐,可是上着脚镣。二头的好奇心使他暂时忘了着急。再说,看着这个文诌诌的人,上着脚镣,还似乎不大着急,自己心中不由的也舒展了些。
  后来的先说了话:“什么案子,老乡亲?”
  “捡了一本书,我操书的祖宗!”二头吐了一口恶气。“什么书?”青年的眼珠黑了些。
  “红皮的!”二头只记得这个,“我不认识字!”“呕!”青年点了点头。
  都不言语了。待了好久,二头为是透着和气,问:“你,你什么——案子?”
  “我写了一本书,”少年笑了笑。
  “啊,你写的那本浪书,你?”二头的心中不记得一个刚会写书的人,这个人既会写书,当然便是写那本红皮书的人了。他不能决定怎么办好。他想打这个写书的几个嘴巴,可是他知道这里巡警很多;已经遭了官司,不要再祸上添祸。不打他吧,心中又不能出气。“没事儿,手闲得很痒痒,写他妈的浪书!”他瞪着那个人,咬着牙。
  “那是为你们写的呢,”青年淘气的一笑。
  二头真压不住火了:“揍你个狗东西!”他可是还没肯动手。他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怕这个少年,或者因为他的像貌,举动,年龄,打扮,与那双脚镣太不调和。这个少年,脸上没有多少血色,可是皮肤很细润。眼睛没什么精神,而嘴上老卷着点不很得人心的笑。身上不胖,细腿腕上绊着那些铁镣子!二头猜不透他是干什么的,所以有点怕。
  少年自己微笑了半天,才看了二头一眼。“你不认识字?”
  二头愣了会儿,本想不回答,可是到底哼了一声。“在哪里捡的那本书?”
  “茅厕里;怎着?”
  “他们问你什么来着?”
  “你管——”二头把下半句咽了回去,他很疑心,可又有点怕这个青年。
  “告诉我,我会给你想好主意。”青年的笑郑重了些,可是心里说,“给你写的浪书,你不认识,还能不救救你吗?”“他们问,谁给我的,我说不上来。”
  “好比说,我告诉他们,那是我落在茅房里的,岂不是没了你的事?”青年的笑又有些无聊了。
  “那敢情好了!”二头三天没笑过了,头一次抿了嘴。“现在咱们就去?”
  “现在不行,得等到明天他们问我的时候。”
  “爸爸的病!还许死了呢!”
  “先告诉我,在哪儿捡的?”
  “东四牌楼南边,妈的这泡尿撒的!”二头忽然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他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形容它,只觉得心中一阵茫然,正象那年眼看着蝗虫把谷子吃光那个情景。“你穿着这身衣服?拿着什么?”
  “这身;手里拿着个药包。”二头说到这里,又想起爸爸。
  青燕回到自己的屋中,觉得非常的不安坦,他还没忘下汝殷。在屋中走了几个来回,他笑了;还是得批评。只能写一小段,因为把书丢了。批评惯了,范围自然会扩张的,比如说书的装订与封面;批评家是可以自由发表审美的意见的:“假如红色的书皮可以代表故事的内容,汝殷君这次的戏法又是使人失望的。他只会用了张红纸,厚而光滑的红纸,而内容,内容,还是没有什么正确的意识!”他写了下去。没想到会凑了七八百字,而且每句,在修辞上,都有些表现权威的力量。批评也得成为文艺呀。他很满意自己笔底下已有了相当的准确——所写的老比所想的严厉,文字给他的地位保了险。他觉得很对不起汝殷,可是只好对不起了。有朝一日,他会遇到汝殷,几句话就可以解释一切的。写家设若是拿幻拟的人物开心,批评者是拿写家开心的,没办法的事!他把稿子又删改了几个字,寄了出去。
  过了两天,他的稿子登出来了。又过了两天,他听到汝殷被捕的消息。
  青燕一点也不顾虑那篇批评:写家被捕不见得是因为意识正确。即使这回是如此,那也没多大的关系,除了几个读小说的学生爱管这种屁事,社会上有几个人晓得有这么种人——批评家?文字事业,大体的说,还不是瞎扯一大堆?他对于汝殷倒是真动了心。他想起一点什么意义。这个意义还没有完全清楚,他只能从反面形容。那就是说,它立在意识正确或不正确的对面。真的意义不和瞎扯立在一块。正如形容一个军人,不就是当了兵。他忽然想明白了,那个意义的正面是造一两页新历史,不是写几篇文章。他以前就这样想过,现在更相信了。可是,他想营救汝殷,虽然这不在那个“意义”之中。
  又过了几天,二头才和汝殷说了“再见”。
  二头回到家中,爸爸已然在两天前下葬了。二头起了誓,从此再不进城去抓药!
  载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第五卷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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