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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汪康年书



(1893年2月16日)
穰卿同年足下: 秋间获接手书,所以勗厉而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 先天下之盛心也。 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迻匆虑而孰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 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 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 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 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 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利 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岂 得挽江河哉!张芗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 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延,力争于当路,则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宜于此 事风行雷厉,务在必成,乃亦徘徊不发,若有所待,岂其中有所挂碍哉?抑左右侍从未 有以大利大害之所在,日提其耳而动其心者,故忽焉置之哉? 足下既抱饥溺之仁,居密尔之地,以通达之学,兼博辨之才,今虽日俯仰时变,袖 手太息,终无所救。岂若力赞芗帅,以此举反复而浸润之。彼若畏于强御之牵制,则告 之以阴用权术之谋;彼若苦于腐生之阻挠,则勉之以破除一切之事。昔王临川之变宋, 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 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若欲为一事而不能就,则无称夫世之豪杰矣。 故启超谓足下诚能日以为言,今日不行则它日言之,今月不行则它月又言之,言之既久, 吾知其未有不行者也。今山海关之路已开其端,然非振天下之枢,通南北之气,则其收 效也尚不大。且启超犹有虑矣,山海关初议谓,试办有效,然后接筑后路。夫西人之兴 铁路,专主通商;而中国之言铁路,专主运兵。关外之地,商贾寂寥,养路之费,悉无 取出。倘彼路成后,一旦以费巨利少之故,指为无效,而此后诸路莫敢复议,则恐失此 机会,将有迟迟数十年而不溃而成者,则国势更不可闻矣。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 路,而今商民于各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 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区区之愚,罔有知识,窃谓此事不行,则日谭经济,尽无补救。 恃鲍子之知我,故敢倾吐肺腑,言之不惭,足下以为何如,幸明诏之。 启超来岁有黔中之行,冬腊间由黔入都,道经鄂省,拟申谒拜。但不识欲访足下, 当造何处,及彼时足下尚在鄂否耳?望即有以告我。手此,只候起居。 壬辰除夕。启超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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