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选

                    六十劫语

   
    春节一过,我就进入人生旅途的第六十个年头了。

    好像应该想一想,并且写点什么。

    已经过去的生命,恰好分为三段。毛泽东诗云:“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这联想或许有些不伦不类。

    第一截,从重庆出生,到南京,再进北京,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出京,算是入世
前的准备。中间十八年,是在远离北京的中国边远地区的贵州渡过的,其间经历了
十年浩劫,是靠着年轻人的友情而支撑过去的。1978年重返北京,生命算是得到了
一次爆发,又与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中一晃二十春秋。
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
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
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
术的出发点与归宿……,都在里面了。

    似乎就这几句话,可以把这“六十年”交代过去了。

    中国传统有“六十一甲子”之说,也是把“六十”看作人生的一大段落。而在
我的感受中,则是一大劫难,一个大坎儿。经过这一大劫,人应有所悟。

    我悟到了什么呢?

    去年,也就是“六十年”之末,我写了几篇文章,谈鲁迅的思想有一个原点,
一个中心,即是他的“立人”思想。这当然不是我的发现,得后兄早在1981年就提
出了这一命题。但对于我,此番重提,却意味着,经过十数年的苦苦探索与体验,
鲁迅的“立人”思想已经由外在的理性认识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因此这是一次
自我的安身立命。把“个体精神自由”确定为彼岸性的终极追求,这也就确立了在
中国现实变革运动中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的批判立场:坚持对一切形态的奴役体制、
奴役现象的揭示与批判,坚持对一切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各种形态的奴性的揭示
与批判,坚持对自我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奴性与压抑他者的倾向的揭示与批判。
我不想否认这一选择所具有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色彩,但它同时包含了对启蒙主
义与理想主义可能导致的专制主义的警惕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自我这一选择
的个人性与有限性、局限性的一种清醒与自觉:“个体精神自由”是我自己所能体
认的终极追求,对于他人(包括我的读者、学生)仅是提供当代社会众声喧哗中的
一种“声音”。真正的意义在自己:不仅是对青年时代的“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
剥削人现象”的理想的更高层面的确认与升华,同时奠定了今后岁月生命的新的基
础。

    因此,有所悟,还要有所解脱:这也是“六十大劫”应有之义。

    不可否认,原有的“四大情结”多少含有某种赎罪、还债的意味,因而时有不
堪重负的感叹。现在算个总账,具体的“债务”大概已经还清,“罪”也一一赎过,
真可以松一口气了。本来此时已经能够大体无愧地去见“上帝”,以后的年月是多
余的。这新赐予的日子,应该属于自己与老伴了。如果还要继续写作,动力就更来
自内心的欲求,更要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心里想说的话了。人是这样的人,说的
自然也还是“个体精神自由”这类时代的中心话题,但心态或许会更自由,更少顾
忌,更少束缚了吧。至于是否会减少点火气,显示一种“成熟”——这正是许多师
友与学生期待于我的,则不敢保证,因为我相信本性难移这句话。人最终总是带着
某种遗憾,留下供后人非议的某些话柄,离开这个世界的,尽善尽美反而失去了个
性;老了老了,有些毛病就不要改了吧。

    面对自我生命的这一大段落,想说、要说的话都说了,最后加上一个标题:
“六十劫语”。

    1998年2 月15日写于燕北园(本文是作者为即将出版的同名思想随笔集所写的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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