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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沙可夫同志


  
——晋察冀生活断片

  沙可夫同志逝世,已经很久了。从他逝世那天,我就想写点什么,但是,心情平静不下来,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我对沙可夫同志有两点鲜明印象:第一,他的作风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对他领导的这些文艺干部疾言厉色;第二,他很了解每个文艺干部的长处,并能从各方面鼓励他发挥这个专长。遇到有人不了解这个同志的优点所在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替这个干部进行解释。
  这好像是很简单的事,但沙可夫同志是坚持不懈,并且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心地做去的。
  当时,晋察冀边区是一个战斗非常紧张,生活非常艰苦的地区。但就在这里,聚集了不少从各路而来,各自抱负不凡的文艺青年。
  在这些诗人、小说家、美术家、音乐家和戏剧家的队伍前面,走着沙可夫同志。他的生活和他的作风一样,非常朴素。他也有一匹马吧,但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少乘骑,多半是驮东西。更没有见过,当大家都艰于举步的时刻,他打马飞驰而过的场面。饭菜和大家一样。只记得有一个时期,因为他有胃病,管理员同志缝制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塞到我们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送给他吃。我所以记得这点,只是因为觉得这种“小灶”太简单,它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困难。
  这些琐事,是他到边区文联工作以后,我记得的。文联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住在华北联大,我那时从晋察冀通讯社调到文联工作,最初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事隔几年之后,有一次在冀中,据一位美术理论家提供材料,说沙可夫同志当时关心我,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
  当然,沙可夫同志也很关心这位美术理论家。他在那时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
  我很明白:领导文艺队伍和从事文艺创作是两回事。从事创作不妨有点洁癖,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但领导文艺工作,就得像大将用兵一样。因此,任用各种各样的人,我从来也不把它看做是沙可夫同志的缺点,这正是他的优点。在当时,人才很缺,有一技之长,就是财宝。而有些青年,在过去或是现在,确实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我只是说,当时沙可夫同志领导的这个队伍,真是像俗话所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十样杂耍”,是很复杂的,很难带好的,并且是常常发生“原则的分歧”的。什么理论问题,都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在争论的时候,大都是盛气凌人,自命高深的。我记得,有一次是关于民族形式之争。在文联工作的一些同志,倾向于“新酒新瓶”,在另外一处地方,则倾向于“旧瓶新酒”。我是倾向于“新酒新瓶”的,在《晋察冀日报》上,写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竟引起了当时两位戏剧家的气忿,在开会以前,主张先不要进行讨论,以为“有很多人连文艺名词还没弄清”,坚持“应该先编印一本文艺词典”。事隔二十年,不知道这两位同志编纂出这部词书没有?我当时的意思只是说,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积累起来的。
  周围站立着这样多的怒目金刚,沙可夫同志总是像慈悲的菩萨一样坐在那里,很少发言,甚至在面部表情上,也很难看出他究竟左袒哪一方。他叫大家尽量把意见说出来。他明白:现在这些青年,都只是在学习的路上工作,也可以说是在工作的路上学习。谁的意见也不会成为定论,谁的文章也不会成为经典的。但在他做结论的时候,却会使人感到:这次会确实开得有收获,使持各种意见的同志都心平气和下来,走到团结的道路上去,正确执行着党在当时规定的政策。
  沙可夫同志在发言的时候,既无锋利惊人之辞,也无叱咤凌厉之态,他只是平平淡淡地讲着,忠实地简直是没有什么发挥地反复说明党的政策。他在文艺问题上,有一套正确的、系统的见解,从不看风使舵。总结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时候,实事求是。每次开会,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他传达着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就像他从事翻译那样忠实。
  是的,沙可夫同志是把他从事翻译的初心,运用到工作里来的。他对文艺干部的领导,是主张多让他们学习。在边区,他组织多次大型的、古典话剧的演出。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时爱上了什么,他也不以为怪,他知道这是会慢慢地充实改变的。实际也是这样。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当时是以固执欧化著称的,但后来他以同样固执的劲头,又爱上了中国的“三言”。此外,当时对《草叶集》爱不释手的人,后来也许会主张“格律”;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跳动短句的人,也许后来又喜欢了字句的修长和整齐。
  在当时那种一切都是从困难中产生的环境里,他珍爱同志们的哪怕是小小的成果。凡有创作,很少在他那里得不到鼓励,更谈不到什么“通不过”了。当然,那时文艺和战争、生产密切结合,好像也很少出现什么有害的作品。当时文联出版一种油印的刊物,叫做《山》,版本的大小和厚薄,就像最早期的《译文》一样,用洋粉连纸印刷。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东头,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不到四尺,堆满农具,只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子的房子里。编辑和校对就是我一个人。沙可夫同志领导这个刊物,真是“放手”,我把稿子送给他看,很少有不同的意见。他不但为这刊物写发刊辞,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为了鼓励我们创作,他还写了新诗。
  我已经忘记这刊物出了多少期,但它确实曾经刊登了一些切实的理论和作品,著名作家梁斌同志的纸贵洛阳的《红旗谱》的前身,就曾经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那时冀中平原的战斗,尤其频繁艰苦,同志们得不到休息的机会和学习的机会,有时到山里来开会,沙可夫同志总是很好地招待,给他们学习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他们有些作品,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我和沙可夫同志虽然相处有一二年的时间,但接触和谈话并不很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干部,有些会议并不一定要我去参加。加以我的习性孤独,也很少主动到他那里闲谈。最初,我只知道他在“七七”事变以前,翻译过很多文学作品,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和文学的推动作用,至于他学过戏剧,是到山里以后,才知道一些。关于他曾经学过音乐,并从事革命工作那么长久,是他死后从讣文上我才知道。这当然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但也证明沙可夫同志,不只在仪表上,非常温文儒雅,在内心里也是非常谦虚谨慎。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对人夸耀:他做过什么,或是学过什么,或是什么比你们知道得多……
  是一九四二年吧,文联的机关取消,分配我到《晋察冀日报》社去工作,当时,我好像不愿去当编辑,愿意下乡。我记得在街上遇到沙可夫同志,我把这个意见提了,那一次他很严肃地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我没有再说,就背上背包走了。这时我已入了党。
  从此以后,好像就很少见到他。一九四四年,我们先后到了延安,有一天,他来到鲁艺负责同志的窑洞里,把我叫去,把我在敌后的工作情况,向那位负责同志谈了。送出我来,还问我:是不是把家眷接到延安来?这或者是因为他看到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有配偶,觉得我生活得有些寂寞吧。
  全国胜利以后,在一次文艺大会上,休息时我到他的座位那里,谈了几句。他问我近几年写了什么东西,又劝我注意身体,这或者是因为他看出我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吧。
  一九五九年夏天,我养病到北戴河,一天黄昏,我在海边散步,看见他站在一块岩石上钓鱼,我跑了过去。他一边钓着鱼,一边问了问我的病的情形。当时我看他精神很好,身体外表也很好。在他脚下有处水槽,里面浮动着两只海蟹。但他说的话很少,我就告辞走了。这或者是因为他正在集中精神钓鱼,也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病情,不愿意多说话耗费精神吧。
  从此,就再没见过面。
  关于沙可夫同志,在他生前,既然接近比较少,多少年来我也没有从别人那里打听过他的生平。关于他的工作,事实和成效俱在,也无庸我在这里称道。关于他的著述,以后自然有地方要编辑出版。我对于他的记述,真是大者不知,小者不详。整理几点印象,就只能写成这样一篇短文。
                    1962年3月11日于北京
                    1978年3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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