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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的回忆



一 忆侯金镜

  一九三九年,我在阜平城南庄工作。在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到村南胭脂河边盥洗,看见有一支队伍涉水过来。这是一支青年的、欢乐的、男男女女的队伍。是从延安来的华北联大的队伍,侯金镜就在其中。
  当时,我并不认识他。我也还不认识走在这个队伍中间的许多戏剧家、歌唱家、美术家。
  一九四一年,晋察冀文联成立以后,我认识了侯金镜。他是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的研究人员。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老成稳重,说话洪亮而短促。脸色不很好,黄而有些浮肿。和人谈话时,直直地站在那里,胸膛里的空气总好像不够用,时时在倒吸着一口凉气。
  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严肃的,认识多年,我不记得他说过什么玩笑话,更不用说相互之间开玩笑了。这显然和他的年龄不相当,很快又结了婚,他就更显得老成了。
  他绝不是未老先衰,他的精力很是充沛,工作也很热心。
  在一些会议上发言,认真而有系统。他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但没有当时一些青年理论家常有的、那种飞扬专断的作风,也不好突出显示自己。这些特点,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但接近的机会究竟并不太多,所以终于也不能说是我在晋察冀时期的最熟识的朋友。
  然而,友情之难忘,除去童年结交,就莫过于青年时代了。晋察冀幅员并不太广,我经常活动的,也就是几个县,如果没有战事,经常往返的,也就是那几个村庄,那几条山沟。
  各界人士,我认识得少;因为当时住得靠近,文艺界的人,却几乎没有一个陌生。阜平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土地上,汇集和奔流着来自各方的,兄弟般的感情。
  以后,因为我病了,有好些年,没有和金镜见过面。一九六○年夏天,我去北京,他已经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他很热情,陪我在八大处休养所住了几天,又到颐和园的休养所住了几天。还记得他和别的同志曾经陪我到香山去玩过。这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我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牺牲一点时间,同我到各处走走看看的。
  这样,谈话的机会就多了些,但因为我不善谈而又好静,所以金镜虽有时热情地坐在我的房间,看到我总提不起精神来,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了。只记得有一天黄昏,在山顶,闲谈中,知道他原是天津的中学生,也是因为爱好文艺,参加革命的。他在文学事业上的初步尝试,比我还要早。另外,他好像很受“五四”初期启蒙运动的影响,把文化看得很重。他认为现在有些事,所以做得不够理想,是因为人民还缺乏文化的缘故。当时我对他这些论点,半信半疑,并且觉得是书生之见,近于迂阔。他还对我谈了中央几个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在几年之中,有几人犯了错误。因为他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担心犯错误吧,也只是随便谈谈,两个人都一笑完事。我想,金镜为人既如此慎重老练,又在部队做过政治工作,恐怕不会出什么漏子吧。
  在那一段时间,他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我写的《白洋淀纪事》。他几次对我说:“我要再看看。”那意思是,他要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或是把意见和我当面谈谈。他每次这样说,我也总是点头笑笑。他终于也没有写,也没有谈。这是我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
  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
  他确实很关心我,很细致。在颐和园时,我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他如果遇到,就买回来送给我。有时天晚了,我送客人,他总陪我把客人送到公园的大门以外。在夜晚,公园不只道路曲折,也很空旷,他有些不放心吧。
  此后十几年,就没有和金镜见过面。
  最后听说:金镜的干校在湖北。在炎热的夏天,他划着小船在湖里放鸭子,他血压很高,一天晚上,劳动归来,脑溢血死去了。他一直背着“反党”的罪名,因为他曾经指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上经常出现的林彪形象,说了一句:
  “像个小丑!”金镜死后不久,林彪的问题就暴露了。
  我没有到过湖北,没有见过那里的湖光山色,只读过范仲淹描写洞庭湖的文章。我不知道金镜在的地方,是否和洞庭湖一水相通。我现在想到:范仲淹所描写的,合乎那里天人的实际吗?他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能对在湖滨放牧家禽的人,起到安慰鼓舞的作用吗?金镜曾信服地接受过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劝戒吗?
  在历史上,不断有明哲的语言出现,成为一些人立身的准则,行动的指针。但又不断有严酷的现实,恰恰与此相反,使这些语言,黯然失色,甚至使提倡者本身头破血流。然而人民仍在觉醒,历史仍在前进,炎炎的大言,仍在不断发光,指引先驱者的征途。我断定,金镜童年,就在纯洁的心灵中点燃的追求真理的火炬,即使不断遇到横加的风雨,也不会微弱,更不会熄灭的。

二 忆郭小川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在深县下乡工作。环境熟悉了,同志们也互相了解了,正在起劲,有一天,冀中区党委打来电话,要我回河间,准备进天津。我不想走,但还是骑上车子去了。
  我们在胜芳集中,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社也来了一批人,这两家报纸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出刊。小川属于《群众日报》,但在胜芳,我好像没有见到他。早在延安,我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交游很少,也没得认识。
  进城后,在伪《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小川是编辑部的副主任,我是副刊科的副科长。我并不是《冀中导报》的人,在冀中时,却常常在报社住宿吃饭,现在成了它的正式人员,并且得到了一个官衔。
  编辑部以下有若干科,小川分工领导副刊科,是我的直接上司。小川给我的印象是: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这些特点,在一般文艺工作者身上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对小川很是尊重,并在很长时间里,我认为小川不是专门写诗,或者已经改行,是能做行政工作,并且非常老练的一名干部。
  在一块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他们这个班子就原封转到湖南去了。小川在《天津日报》期间,没有在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我想他不是没有诗,而是谦虚谨慎,觉得在自己领导下的刊物上发表东西,不如把版面让给别人。他给报社同志们留下的印象,是很好的,很多人都不把他当诗人看待,甚至不知道他能写诗。
  后来,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在此期间,我病了几年,联系不多。当我从外地养病回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小川和贺敬之同志把我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很少去北京,如果去了,总是要和小川见面的,当然和他的职位能给予我种种方便有关。
  我时常想,小川是有作为的,有能力的。一个诗人,担任这样一个协会的秘书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来得,我认为是很难的。小川却做得很好,很有人望。
  我平素疏忽,小川的年龄,是从他逝世后的消息上,才弄清楚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却能跋山涉水,入死出生,艰苦卓绝,身心并用,为党为人民做了这样多的事,实事求是评定起来,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他的青春,可以说是没有虚掷,没有浪过。
  他的诗,写得平易通俗,深入浅出,毫不勉强,力求自然,也是一代诗风所罕见的。
  很多年没有见到小川,大家都自顾不暇。后来,我听说小川发表了文章,不久又听说受了“四人帮”的批评。我当时还怪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发表文章。
  前年,有人说在辉县见到了他,情形还不错,我很高兴。
  我觉得经过这么几年,他能够到外地去做调查,身体和精神一定是很不错的了。能够这样,真是幸事。
  去年,粉碎了“四人帮”,大家正在高兴,忽然传来小川不幸的消息。说他在安阳招待所听到好消息,过于兴奋,喝了酒,又抽烟,当夜就出了事。起初,我完全不相信,以为是传闻之误,不久就接到了他的家属的电报,要我去参加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我没有能够去参加追悼会。自从一个清晨,听到陈毅同志逝世的广播,怎么也控制不住热泪以后,一听到广播哀乐,就悲不自胜。小川是可以原谅我这体质和神经方面的脆弱性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写一点什么纪念他,就很对不起我们的友情。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写作的想法了,现在拿起笔来,是写这样的文字。
  我对小川了解不深,对他的工作劳绩,知道得很少,对他的作品,也还没有认真去研究,深怕伤害了他的形象。
  一九五一年吧,小川曾同李冰、俞林同志,从北京来看我,在我住的院里,拍了几张照片。这一段胶卷,长期放在一个盒子里。前些年,那么乱,却没人过问,也没有丢失。去年,我托人洗了出来,除了我因为不健康照得不好以外,他们三个人照得都很好,尤其是小川那股英爽秀发之气,现在还跃然纸上。
  啊,小川,
  你的诗从不会言不由衷,
  而是发自你肺腑的心声。
  你的肺腑,
  像高挂在树上的公社的钟,
  它每次响动,
  都为的是把社员从梦中唤醒,
  催促他们拿起铁铲锄头,
  去到田地里上工。
  你的诗篇,长的或短的,
  像大大小小的星斗,
  展布在永恒的夜空,
  人们看上去,它们都有一定的光亮,
  一定的方位,
  就是儿童,
  也能指点呼唤它们的可爱的名称。
  它们绝不是那转瞬即逝的流星——
  乡下人叫作贼星,
  拖着白色的尾巴,从天空划过,
  人们从不知道它的来路,
  也不关心它的去踪。
  你从不会口出狂言,欺世盗名,
  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
  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
  雨水从天上落下,
  种子用两手深埋在土壤中。
  你的诗是高粱玉米,
  它比那伪造的琥珀珊瑚贵重。
  你的诗是风,
  不是转蓬。
  泉水呜咽,小河潺潺,大江汹涌!
                    1977年1月3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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