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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田间


  昨天是星期日,心情烦乱,吃罢晚饭,院子里安静些了,开门到台阶上站立。紧邻李夫,从屋里出来,告诉我:
  “田间逝世了。”
  “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大吃一惊。
  李夫回屋,取来一张当天的《今晚报》,他是这家报纸的总编辑。
  消息是不会错的,田间确是不在了。我回到屋里,开灯看了这段消息。我一夜辗转不安,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前一个月,张学新来,说他害病,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葛文,没得到回复,我还以为他忙。
  一九四○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认识田间,他虽然比我小几岁,已经是很有名的诗人,我很尊重他。他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如邓康、康濯、曼晴,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主动把我们写的东西,介绍到大后方去。我的稿子并没有得到发表,但记得他那认真的,诚挚的情谊。不久,他调到晋察冀文协,把我和邓康带去,作为他的助手。我们一同工作了不算短的时间。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他到盂县下乡,我也调动了工作。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随大队去延安,经过盂县,他在道路旁边等候我作别。是个有霜雪的早晨,天气很冷,我身上披着,原是他坚壁起来的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他当记者时的胜利品,羊皮上有一大片血迹。取这件衣服,我并没告诉他,他看见后,也没说什么。这件衣服,我带到延安,被一次山洪冲走了。
  在文协工作时,他见我弄不到御寒的衣物,还给过我一件衣服。是他在大后方带来的驼色呢子大衣,我曾穿回冀中,因为颜色和形式,在当时实在不伦不类,妻子给我加了黑粗布面子,做成了一件短夹袄。
  那时,吃不上好东西,他用大后方寄来的稿费,请我们在滹沱河畔的一家小饭馆,吃过鱼。又有一次他卖掉一条毛毯,请我们吃了一顿包子。
  这些事,我在什么文章里记过了。
  田间的足迹,留在晋察冀的艰难的山路上。他行军时的一往无前的姿态,一直留在我的心中。他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他的诗,也留在晋察冀的各个村落和山头上。抗战八年,田间在诗人中,是一个勇敢的,真诚的,日以继夜,战斗不息的战士。近年来,可能有人对他陌生,甚至忘怀。但是,他那遍布山野村庄,像子弹一样呼啸的诗,不会沉寂。
  田间是一个诗人,他成名很早,好像还没有领会人情世故,就出名了,他一直像个孩子。在山里,他要去结婚了,棉裤后面那块一尺见方的大补钉,翻了下来,一走一忽闪,像个小门帘。房东大娘把他叫了回来,给他缝上。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天真地笑了笑,就走了。
  后来,他当了盂县县委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了雁北地委秘书长,我都很奇怪,他能做行政工作吗?但听说都干得不错。
  他天真,他对人真诚。解放后,我每次到北京,他总到我住的地方看我。我到他那里去,他总是拉我到街上,吃点什么。那几年,他兴致很好,穿着、住处、都很讲究。
  一九五六年以后,因为我闹病,很少见到他。一九七五年,我和别人去逛八达岭,到他家看了看,他披着一件油垢不堪的大棉袄,住在原来是厨房的小屋里。因为人多,说了几句话,我向他要了两盒烟,就出来了。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他虽然有家,却和我在旅馆里同住。
  除去在山里,这算是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了。但也没有多少话好说了。
  坦诚地说,我并不喜欢他这些年写的那些诗。我觉得他只在重复那些表面光彩的词句或形象。比如花呀,果呀,山呀,海呀,鹰呀,剑呀。我觉得他的诗,已经没有了《给战斗者》那种力量。但我没有和他谈过这些,我觉得那是没有用处的,也没有必要。时代产生自己的诗人,但时代也允许诗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完自己的道路。
  我不自量,我觉得我是田间的一个战友。抗日战争,敌后文艺工作,不只别人,连我自己,也渐渐淡漠了。但现在,我和田间,是生离死别,不能不想到一些往事。我早晨四点钟起来,写这篇零乱颠倒的文章,眼里饱含泪水。
                    198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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