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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邹明


  我和邹明,是一九四九年进城以后认识的。天津日报,由冀中和冀东两家报纸组成。邹明是冀东来的,他原来给首长当过一段秘书,到报社,分配到副刊科。我从冀中来,是副刊科的副科长。这是我参加革命十多年后,履历表上的第一个官衔。
  在旧社会,很重视履历。我记得青年时,在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弄到一个书记的职位,消息传到岳父家,曾在外面混过事的岳叔说:“唉!虽然也是个职位,可写在履历上,以后就很难长进了。”
  我的妻子,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向我转述了。当时她既不知道,什么叫做履历,我也不通世故宦情,根本没往心里去想。
  及至晚年,才知道履历的重要。曾有传说,有人对我的级别,发生了疑问,差一点没有定为处级。此时,我的儿子,也已经该是处级了。
  我虽然当了副刊科的副科长,心里也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官儿。在旧社会,我见过科长,那是很威风的。科长穿的是西装,他下面有两位股长,穿的是绸子长衫。科长到各室视察,谁要是不规矩,比如我对面一位姓方的小职员,正在打瞌睡,科长就可以用皮鞋踢他的桌子。但那是旧衙门,是旧北平市政府的工务局,同时,那里也没有副科长。科长,我也只见过那一次。
  既是官职,必有等级。我的上面有:科长、编辑部正副主任,正副总编、正副社长。这还只是在报社,如连上市里,则又有宣传部的处长、部长、文教书记等等。这就像过去北京厂甸卖的大串山里红,即使你也算是这串上的一个吧,也是最下面,最小最干瘪的那一个了。但我当时并未在意。
  我这副科长,分管文艺周刊,手下还有一个兵,这就是邹明。他是我的第一个下级,我对他的特殊感情,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除去工作,我很少和他闲谈。他很拘谨,我那时也很忙。我印象里,他是福建人,他父亲晚年得子,从小也很娇惯。后来爱好文学,写一些评论文字,参加了革命。这道路,和我大致是相同的。
  他的文章,写得也很拘谨,不开展,出手很慢,后来也就很少写了。他写的东西,我都仔细给他修改。
  进城时,他已经有爱人孩子。我记得,我的家眷初来,还是住的他住过的房子。
  那是一间楼下临街的,大而无当的房子,好像是一家商店的门脸。我们搬进去时,厕所内粪便堆积,我用了很大力气掏洗,才弄干净。我的老伴见我勇于干这种脏活儿,曾大为惊异。我当时确是为一大家子人,能有个栖身之处,奋力操劳。文化大革命时,一些势利小人,编造无耻谰言,以为我一进报社,就享受什么特殊的待遇,是别有用心的。当时我的职位和待遇,比任何一个同类干部都低。对于这一点,我从来不会特别去感激谁,当然也不会去抱怨谁。
  关于在一起工作时的一些细节,我都忘记了。可能相互之间,也有过一些不愉快。但邹明一直对我很尊重。在我病了以后,帮过我一些忙。我们家里,也不把他当做外人。当我在外养病三年,回家以后,老伴曾向我说过:她有一次到报社去找邹明,看见他拿着刨子,从木工室出来,她差一点没有哭了。又说:我女儿的朝鲜同学,送了很多鱿鱼,她不会做,都送给邹明了。
  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在公共汽车上,碰到邹明,流着泪向他诉说家里的遭遇;邹明却大笑起来,她回来向我表示不解。
  我向她解释说:你这是古时所谓妇人之恩,浅薄之见。你在汽车上,和他谈论这些事,他不笑,还能跟着你哭吗?我也有这个经验。一九五三年,我去安国下乡,看望了胡家干娘。她向我诉说了土改以后的生活,我当时也是大笑。后来觉得在老人面前,这样笑不好,可当时也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示。我想,胡家干娘也会不高兴的。
  从我病了以后,邹明的工作,他受反右的牵连,他的调离报社,我都不大清楚。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我从干校回来,在报社附近等汽车,邹明看见我,跑过来说了几句话。
  后来,我搬回多伦道,他还在山西路住,又遇见过几次,我约他到家来,他也总没来过。
  “四人帮”倒台以后,报社筹备出文艺双月刊,人手不够。
  我对当时的总编辑石坚同志说,邹明在师范学院,因为口音,长期不能开课,把他调回来吧!很快他就调来了,实际是刊物的主编。
  我有时办事莽撞,有一次回答丁玲的信,写了一句:我们小小的编辑部,于是外人以为我是文艺双月刊的主编。这可能使邹明很为难,每期还送稿子,征求我的意见,我又认为不必要,是负担。等到我明白过来,才在一篇文章中声明:
  我不是任何刊物的主编,也不是编委。这已经是几年以后了。
  在我当选市作协主席后,我还推荐他去当副秘书长。后来,我不愿干了,不久,他也就被免掉了。
  文革以后,有那么几年,每逢春季,我想到郊区农村转转,邹明他们总是要一辆车,陪我去。有人说我是去观赏桃花,那太风雅了。去了以后,我发见总是惊动区、村干部,又乱照像,也玩不好,大失本意,后来说不愿去了。最后一次,是到邹明下放过的农村去。到那里,村干部大摆宴席,喝起酒来,我不喝酒,也陪坐在炕上,很不自在。临行时,村干部装了三包大米,连司机,送我们每人一包。我严肃地对邹明说,这样不行。结果退了回去,当然弄得大家都不高兴,回来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以后就再没有一同出过门。
  邹明好看秘籍禁书,进城不久,他就借来了《金瓶梅》。
  他买的宋人评话八种,包括金主亮荒淫那一篇。他还有这方面的运气,我从街头买了一部今古奇观,因是旧书,没有细看就送给他了。他后来对我说,这部书你可错出手了,其中好些篇,是按古本三言二拍排印的,没有删节,非一般版本可比。说时非常得意。前些日子,山东一位青年,寄我一本五角丛书本的中外禁书目录,我也托人带给他了。在我大量买书那些年,有了重本,我总是送他的。
  曾有一次,邹明当面怏怏地说我不帮助人。当时,我不明白他指的什么方面,就没有说话。他就的是事实,在一些大问题上,我没有能帮助他。但我也并不因此自责。我的一生,不只不能在大事件上帮助朋友,同样也不能帮助我的儿女,甚至不能自助。因为我一直没有这种能力,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这种感情。
  这些年,我写了东西,自己拿不准,总是请他给看一看。
  “老邹,你看行吗?有什么问题吗?”我对他的看文字的能力,是完全信赖的。
  他总是说好,没有提过反对的意见。其实,我知道,他对文、对事、对人,意见并不和我完全相同。他所以不提反对意见,是在他的印象里,我可能是个听不进批评的人。这怨自己道德修养不够,不能怪他。有一次,有一篇比较麻烦的作品,我请他看过,又像上面那样问他,他只是沉了沉脸说:“好,这是总结性的!”
  我终于不明白,他是赞成,还是反对,最后还是把那篇文章发表了。
  另有一次,我几次托他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个朋友,要回一篇稿子。我说得很坚决,但就是要不回来,终于使我和那位朋友之间,发生了不愉快。我后来想,他在打电话时,可能变通了我的语气。因为他和那位同志,也是要好的朋友。
  邹明喜欢洋玩艺,他劝我买过一支派克水笔,在“文革”时,我专门为此挨了一次批斗。我老伴病了,他又给买了一部袖珍收音机,使病人卧床收听。他有机会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新兴的商品,后来,弄得我总是笑而不答。
  邹明除去上班,还要回家做饭,每逢临近做饭时间,他就告辞,我也总是说一句:“又该回去做饭了?”
  他说不再言语,红着脸走了,很不好意思似的。以后,我就不再说这句话了。
  有一家出版社委托他编一本我谈编辑工作的书。在书后,他愿附上他早年写的经过我修改的一篇文章。我劝他留着,以后编队他自己的书里。我总是劝他多写一些文章,他就是不愿动笔,偶尔写一点,文风改进也不大。
  他的资历、影响,他对作家的感情和尊重,他在编辑工作上的认真正直,在文艺界得到了承认。大批中青年作家,都是他的朋友。丁玲、舒群、康濯、魏巍对他都很尊重,评上了高级职称,还得到了全国老编辑荣誉奖,奖品是一个花岗岩大花瓶,足有五公斤重。评委诸公不知如何设计的,既可作为装饰,又可运动手臂,还能显示老年人的沉稳持重。难为市作协的李中,从北京运回三个来,我和万力,各得其一。
  邹明病了以后,正值他主编的刊物创刊十周年。他要我写一点意见,我写了。他愿意寄到人民日报先登一下,我也同意了。我愿意他病中高兴一下。
  自从他病了以后,我长时间心情抑郁,若有所失。回顾四十年交往,虽说不上深交,也算是互相了解的了。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同事。我们之间,初交以淡,后来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变异。他不顺利时,我不在家。“文革”期间,他已不在报社。没有机会面对面地相互进行批判。
  也没有发见他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对我进行侮辱攻击。这就是很不容易,值得纪念的了。
  我老了,记忆力差,对人对事,也不愿再多用感情。以上所记,杂乱无章,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
  我和邹明,都不是强者,而是弱者;不是成功者,而是失败者。我们从哪一方面,都谈不上功成名遂,心满意足。但也不必自叹弗如,怨天尤人。有很多事情,是本身条件和错误所造成。我常对邹明说:我们还是相信命运吧!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苦恼。邹明不一定同意我的人生观,但他也不反驳我。
  我发见,邹明有时确是想匡正我的一些过失:我有时也确是把他当做一位老朋友,知心人,想听听他对我的总的印象和评价。但总是错过这种机会,得不到实现。原因主要在我不能使他免除顾虑。如果邹明从此不能再说话,就成了我终生的一大遗憾。此时此刻,朋友之间,像他这样了解我的人,实在不太多了。
  邹明一生,官运也不亨通。我在小汤山养病时,有报社一位老服务员跟随我,他曾对我老伴说:报社很多人,都不喜欢邹明,就是孙犁喜欢他。他的官运不通,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脾气不好。在报社,第一阶段,混到了文艺部副主任,和我那副科长,差不多。第二阶段,编一本默默无闻,只能销几千份的刊物,直到今年十月一期上,才正式标明他是主编,随后他就病倒了。人不信命,可乎!
  邹明好喝酒,饮浓茶,抽劣质烟。到我那里,我给他较好的烟,他总是说:那个没劲儿。显然,烟酒对他的病也都不利。
  二三十年代,有那么多的青年,因为爱好文艺,从而走上了革命征途。这是当时社会大潮中的一种壮观景象。为此,不少人曾付出各式各样的代价,有些人也因此在不同程度上误了自身。幸运者少,悲剧者多。我现在想,如果邹明一直给首长当秘书,从那时就弃文从政、从军,虽不一定就位至显要,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总会比现在更功德圆满一些吧。我之想起这些,是因为也曾有一位首长,要我去给他当秘书,别人先替我回绝了,失去了做官的一次机会,为此常常耿耿于怀的缘故。
  现在有的人,就聪明多了。即使已经进入文艺圈的人,也多已弃文从商,或文商结合;或以文沽名,而后从政;或政余弄文,以邀名声。因而文场芜杂,士林斑驳。干预生活,是干预政治的先声;摆脱政治,是醉心政治的烟幕。文艺便日渐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
  邹明比我可能好一些,但也不是一个聪明人。在一些问题上,在生活行动上,有些旧观念。他不会投政治之机,渔时代之利,因此也不会得风气之先。他一直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宠儿,耀眼的明星。他常常有点畸零之感,有些消极的想法。然又不甘把时间浪费,总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考核他几十年所作所为,我以为还都是于国家于人民有益的。但像这种工作方式,特别在目前局势来说,是吃不开的,不受重视的。除去业务,他没有其他野心;自幼家境富裕,也不把金钱看得那么重。他既不能攀援权要以自显,也不屑借重明星以自高。因此,他将永远是默默无闻的,再过些年,也许会被人忘记的。
  很多外人,把邹明说成是我的“嫡系”,这当然有些过分。
  但长期以来,我确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个帮手。进入晚年,我还常想,他能够帮助我的孩子们,处理我的后事。现在他的情况如此,我的心情,是不用诉说的。
                    写于1989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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