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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烛庵文学杂记续抄


  近来,有些作家常常指责领导者、评论家,不按艺术规律办事。很少有人自问,他的“创作”,是不是完全符合艺术规律。
  艺术规律,并不像科学上的定律,那样死板,一成不变。
  但也并非那么神秘,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前人著述,多道及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故总结之甚难。例如,任何艺术劳作,必先有生活基础及其认识。有生活基础者,不一定有足够认识;有足够认识者,又不一定从事于艺术劳作。
  一个人成为艺术家,往往有很多偶然因素。《红楼梦》作者生活和认识的规律,不全同于《水浒传》作者,这是很明显的。
  客观对创作的影响,也有时明显,有时隐晦。《红楼梦》产生于乾隆年间;《静静的顿河》,产生于斯大林时代,很难用政治环境作一般解释。外国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规律,中国的穷而后工也是一种规律。高级宾馆是一种规律,绳床瓦灶也是一种规律。有的文章,纸墨未干,即洛阳纸贵;有的文章,则要束之高阁,藏之名山。
  主观方面,即作家的素质、修养和努力,是艺术成功的主要规律。其他方面,可谈可不谈。
  某文学期刊,销数下降,不从作品质量着想,却一再更易刊名。更名并不能使订数增加,又用裸体画作封面封底。初尚含蓄,或侧或卧,后来干脆赤身仰卧,纤细无遗。当然,都标明是外国油画,是美术作品。裸体画,也有高下,也有美丑。用到此处,其目的,并非供人欣赏,而是刺激读者眼目,以广招徕。然刊物销数,下降如故。实出乎设计者之意外也。
  有人说,这就是“搞活和开放”。我说,美术,用于不当之处,即为亵渎。将来如何开放,也不会家家用两幅裸体女人,代替传统的门神。
  年关将近,与某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谈论明年出书赚钱之道。据说办法不多,很多家出版社,又在打《金瓶梅》的主意。然“古本”既有违宪章,不能照印;节本已有“人文”印本,再出亦难。不少人为此,大费脑筋。过去上海有句俗话,除去做金子生意,就是开文艺书店容易赚钱。现在出版社,除去出版此类书籍,竟无其他生财之道,是何故欤?
  负责人问计于我。我说:好办。文艺出版社太多,文艺期刊也太多,人浮于事,质差于量。关停并转可也。然此话实等于不说。
  书是卖给读书人的。读书人买书,是为了求知识,求长进,必如生活中之菽粟布帛,方为有用。谁家有那么多的闲钱,专买武侠淫乱小说或裸体画片,去装饰书架,教育子女?
  即如《金瓶梅》也只能购买一部,哪能屯聚多部,以示富藏?
  一些刊物之销路不佳,一些出版社,不从国计民生上着眼,坐吃山空,濒临破产,是不可怪矣。
  文艺这一领域,过去,虽曾使许多作家遭殃,然亦曾使一些人发迹。近日仍有一些聪明人,好谈文艺问题。所用口吻,完全变了一个花样,多为文艺界鸣不平,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原其用心,则有仍同以往者。如真以文艺比作殿堂,则过去进来骂神毁佛者多,今日则烧香祷告者众矣。
  连日披读《新文学史料》,中国近代作家之命运,可谓惨不忍睹矣。在当时压力下,文人表现的状态,亦千奇百怪。今日观之,实地狱景象。经此惨酷,幸遇升平,仍有人斤斤于过去琐碎之事,观点之异,意气不消,不死不止,至可叹也。
  余当戒之矣!然文人好弄笔墨,甚难觉悟也。
  余与王任叔,并不熟识。一九五六年春天,余到南方旅行,他也带几个人到南方出差,于南京金陵酒家餐厅相见,后又在上海国际饭店相遇。当时周而复约我们同游黄浦江,王即应约,余以疲劳未去,故未得深谈也。
  于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读其自传、日记等材料,哀其遭际,叹息久之。
  逐期阅读《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茅盾回忆录。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史和文艺活动史,也是中国文坛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剪辑。创作方面且不论,其记述理论工作之建设发展,及其背景,我以为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可以总结出经验,并从中得到教益。例如作家深入生活,民族形式的运用,文艺大众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文艺与政治,作家的世界观等问题,都可以从中回顾一下。
  阅报,见有人提出“自我调节”的什么主义。读书少,不得其解。细绎其全文,亦不见明确诠释。“发展了的”,我们听得多了,还有一段时间,发展到了顶峰。什么叫“自我调节”呢?就像自来水开关一样,水流可大可小;要粗就粗,要细就细;或完全封闭,或放大闸门。这样做,还成为一种主义吗?
  有人制造新学说,追随者唱和,以为得未曾有,是发展了的文艺理论。有人略表不同意见,加以辩难,即利用职能,组织文章,斥为陈腐、老作风。并于按语中暗示:新学说有利于改革大业云云。
  拉大旗,作虎皮,围攻谩骂,这种作风,是新的?是“发展了的”吗?我看,和三十年代有些文艺论客的战术手法,没有什么两样,且有过之之处。例如争取外援。
  读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有“如蝇逐臭”,“以肉麻当有趣”等语,不觉失笑。因该文主旨,在于吹捧无聊、下流的小说,厚颜正如此也。
  报载,有作家谈:他在美国出版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原因是我国的经济不强盛。另一作家谈: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等等,外国人并不理解。写些真实自然的生活,即使暴露一些阴暗面,却会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人家看了会觉得可信。还说明中国真的民主开放了。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云云。
  没到过外国,更没有在外国出过书,不了解情况。但是,为什么在外国,英雄主义就不可信,阴暗面就可信呢?外国人认定我们这里不会有英雄主义,只会有阴暗面吗?怎么说,有了阴暗面,就证明中国民主开放了呢?起宣传作用的,应该是书。又怎么说,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呢?
  外国出版中国文学书籍,详情虽不得而知,中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则略知一二。翻译者选择原著时,必先审视,是否适应本国读书界之需要。清末,争译弱小国家独立斗争史;
  五四运动以后,争译个性解放之作;十月革命后,争译苏联小说。此外,则译世界各国文学名著。照顾社会各方面的兴趣,也译一些英雄传记、伟人佚事、侦探小说等。以上翻译,大都是着眼于国内的政治、思想、文化知识的需要,所选也都是各国的进步文化的成果,并不去找人家的落后或阴暗面也。
  但国外有些出版商或读者,对中国有这种想法,是很可能的。从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但也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不是有很多外国作家,也辛辛苦苦,到中国来,访求我们的进步、光明和英雄主义事迹吗?
                     1986年11月20日剪贴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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