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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蒿儿梁》的通信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你们在八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一封信,收到了。直到今日才能给你们复信,请原谅。收到这封信后,使我深深地陷入年月久远的回忆中,有很多感想,一时整理不出一个头绪,因此动笔倒迟了。
  一九四三年秋季,我从《晋察冀日报》(我在那里编副刊)调到了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这次调动,可能是李常青同志提议的,他那时任教育学院的院长。
  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我自一九三九年到达边区以后,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到了高中班以后,本来那里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但我一向孤僻,我自己在村北边找了一个人家住下。别的记不得了,只记得在屋中间搭了一扇门板,作为床铺,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去洗脸漱口,那时已是晚秋,天气很凉了。当小河结了一层薄冰的时候,开始了反扫荡。所谓反扫荡,就是日寇进攻边区,实行扫荡,我们与之战斗周旋,这种行动,总是在冬季进行。
  行军之前,我领到一身蓝布棉衣。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峙县境转移。我们原住的村庄,属于阜平。
  不知走了多少天(那时转移,是左转右转,并非直线前行),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停下来。我的头发很长了,有一个人借了老乡一把剪刀,给我剪了剪。我就发起烧来,脖颈和脊背的上部,起了很多水痘。我主观认为这是因为剪刀不净引起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而且很可能就是天花。我有一个学生,名叫王鑫郎,他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反扫荡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再见到他时,我简直不认得他了。我因为幼年接引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罢了。
  当时领队的是傅大琳同志,他是物理教员,曾经是南开大学的助教。他见我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我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
  说实在的,在我一生之中,病了以后得到如此隆重的照顾,还是第一次。不过,这也是因时制宜的一种办法。在战争紧急之时,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员分散开来,化整为零,以利行军。
  我们就到了蒿儿梁。所以说,你们信上说“养伤”,是不对的,应该说是“养病”,因为我并非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并非在与敌人交火时,光荣负伤。有必要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初到蒿儿梁,战争的风声正紧,这个兀立在高山顶上的小村庄,可能还没有驻过队伍。又因为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一是服装不整齐,二是没有武器,三是男女混杂,四是可能还没有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去要粮食的时候,遇到了不顺利。我听说了以后,亲自到村干部那里去了一次。
  我那时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这支小枪,有一个皮套,像女人的软底鞋似的。这是我初到路西时,刘炳彦同志送给我的。我系在腰里,只是充样子,一枪也没有放过。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到了延安,邓德滋同志要随军南下,我又送给了他,这是后话。
  可能是这支小枪起了点作用,我们弄到了一点莜麦面。也可能是我当时因又饥又乏又有病,表现的急躁情绪,起了作用。当然,很快我们就和村干部熟识了,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我们三个男的,就住在郭四同志家的一间小西房里,护士和妇救会主任住在一起。这间屋子,我所以记得是西房,因为每天早晨,阳光射在我身旁的纸窗上,就会给正在病中的我无限安慰和希望。屋子有一方丈大,土炕占去三分之二,锅台又占去余下的三分之二,地下能活动的地方就很有限了。我经常坐在炕上,守着一个山西特有的白泥火盆。火盆里装满莜麦秸火灰,上面一层是白色的,用火筷一拨,下面就是火,像红杏一样的颜色,很能引起人的幻想。我把一个山药蛋按进灰里,山药蛋噗噗地响着,不一会就熟了,吃起来香得很。
  所谓医生,所谓护士,都是受几个月训练速成的,谈不上什么医术医道。我们只有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瓶红药水。每天,护士在饭锅里,把剪刀镊子煮煮,把水痘的化脓处清理清理,然后用棉花蘸着红药水,在伤处擦一擦。这种疗法显然不太得当,所以直到现在留下的伤疤,都很大,像一个个的铜钱。
  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叫《看护》,也是记这段生活的。
  康医生,有二十多岁,人很精明,医术虽然差些,但在经营粮草方面,很有办法,我们在那里,不记得有挨饿的时候。后来他和我一同到了延安,同在一个学校,他还是医生。
  我记得他为我洗过一次肠,还有一次,我在延河洗澡,伤了脚掌,他替我敷过一次药。现在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关于蒿儿梁的印象,都已经写在文章里,现在回忆不起更多的东西了。但那是小说,不能太认真。其中的人物,自然有当时当地人物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我的设想,或者说是我的“创造”。
  但我听说郭四同志还能记起这件事,我是非常感动的,不只感谢他一家人当时对我们的照料,也为他仍然健在,记忆力很强而高兴。他年纪也很大了吧?请转达我对他一家人的深切的怀念之情。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是怎样走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花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而经过漫长的几经变化的岁月,还记得我,这不值得感激吗?
  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过了阳历年,又过了阴历年,才奉命返校。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走的西道,回来的时候,是从东边一条小道下山,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山根下,可以想象蒿儿梁是有多么高。天快黑了,我看到了村庄庙宇,看到了平地,心里一高兴,往前一跑。其实是一条小河,上面结着冰,盖着一层雪,一下滑倒,晕了过去,身后的人,才把我抬进成果庵。这一段生活,我好像也写进了小说。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们集中在胜芳,等候打下天津。我住在临河的一间房子里。夜里没有事,我写了《蒿儿梁》这篇小说,作为我对高山峻岭上的这个小小的村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回忆。
  是的,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时在一起的同志们,各奔一方,消息全无,命运难测。我也很衰老了。人生的变化多大啊,万事又多么出乎意料?能不变的,能不褪色的,就只有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以及关于它的回忆了。
  现在是夜里三点钟。窗外的风,吹扫着落叶,又在报告着冬天即将到来。蒿儿梁上,已经很冷了吧?
               祝
       他们幸福!
                     孙犁
                     198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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