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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不见舒群同志了，有三十几年了吧。在延安鲁艺，我和他相处了一年有余的时间。那时他代理文学系主任。 我讲《红楼梦》，舒群同志也去听了。课毕，他发表了一些意见，其中有些和我不合。我当时青年气盛，很不以为然。我想，你是系主任，我刚讲完，你就发表相反的意见，这岂不把我讲的东西否了吗？我给他提了意见。作为系主任，他包容了，并没有和我争论。我常常记起这一件事，并不是说舒群同志做得不对，而是我做得不对。学术问题，怎么能一人说了算数，多几种意见，互相商讨，岂不更好？青年时意气之争，常常使我在后来懊悔不已。在延安窑洞里，我还和别的同志，发生过更严重的争吵。但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影响同志间的感情。离别以后，反因此增加很多怀念之情，想起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觉得很值得珍惜。那时，大家都在年少，为了抗日这个大目标，告别家人，离乡背井，在根据地，共同过着艰难的战斗生活。任何争吵，都是一时激动，冲口而出，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或不可告人的成分在内。非同十年动乱之期，有人为了一点点私人利益，大卖人头，甚至平白无故地伤害别人的身家性命。当然，革命方兴，人心向上之时，也不会有使这种人真相大白的机会。我想，对于这种人，一旦察看清楚，不分年龄、性别、出身，最好是对他采取敬而远之或畏而避之的态度。这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仍是弱者暂时自全的一种办法，就像童年时在荒野里走路防避虫咬蛇伤一样。 有了这种体验，我就更怀念一些旧谊。在鲁艺时期，舒群同志照顾我，曾劝我搬进院内一间很大的砖石窑洞，我因为不愿和别人同住没有搬。我住的是山上一间小土窑，我在窑顶上种南瓜，破坏了走水沟，结果大雨冲刷，前沿塌落，险些把我封闭在里面。系里伙养着几只鸡，后来舒群同志决定分给个人养。我刚从敌后来，游击习气很重，不习惯这种婆婆妈妈的事，鸡分到手，就抱到美术系，送给了正要结婚的阎素同志，以加强他蜜月期的营养。想起这些，也是说明，舒群同志当时既是一系之主，也算是个文艺官儿，有时就得任劳任怨，并做些别人不愿做的事务工作。 他是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坛新兴起的东北作家之一。家乡沦亡，流落关内，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短篇小说。现在我能记忆的是一篇小说的结尾：一个女游击战士，从马上跳下，裤脚流出血来，同伙大惊，一问才知道并不是负了伤，而是她的经期到了。当时我读了，觉得很新奇。为什么这样结尾呢？现在看来，这或者是舒群同志的偏爱，也或者是现在有些人追慕的一种弗洛伊德的意识手法吧？ 说来惭愧，近年来因为身体不好，视力不佳，自己又不写这种体裁，我很少看小说。但知道这几年短篇小说的成绩，是很不错的。收到刊物，有时翻着看看插图，见到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了，女身裸露突出的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惊险奇怪，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也常常感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面大不一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变形的、狂想的、非现实的东西。有时也翻翻评论。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歌，年复一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数。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相面，只能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 有时也找来被称做探索的作品读一读，以为既是探索，就应该是过去没有的东西。但看过以后，并不新鲜，不仅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而且并没有任何进展之处，只是抄袭了一些别人身上脱落的皮毛。有些爱情的描写，虽是竭力绘声绘形，实在没有什么美的新意在其中，有时反以肉麻当有趣。 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三十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有无力量，不在你描写了什么事物，而在你感受到了什么事物，认识理解了什么事物。所以，当我读到舒群这篇小说，就感到与众不同，是一篇脚踏实地的作品。 他写的并不是什么所谓重大的题材，也不是奇特的惊人案件，也不是边疆风光，异国情调。他所写的，简直可以说是到处可以见到的生活，是宿舍见闻，是身边琐事，是就地取材。但以他对这一生活的细密观察，充分认识，深刻感受，就孕育了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一个大量存在，而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小说用了日记体的形式。问题不在于用什么形式，而在于形式能否为要表现的生活服务，能否与作品的生活内容水乳交融，互相生发。 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很紧严的，进展得合情合理，非常自然。 近些年来，有些评论家大谈小说的情节与细节，有很多脱离实践，不着边际，成为一种烦琐哲学。对创作不会有利，只会有害。 作品主要的基础，是现实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如果作者并没有这种生活经历，或有所经历而没有感受，或虽有感受而没有真正理解，他是不会构思与组织能以表现此种生活的情节或细节的。强加情节于并不理解的生活之上，将丝毫无补于生活的表现，反而使生活呈现枯萎甚至虚假。情节，是生活之流激起的层层波浪，它是从有丰富生活基础并对它有正确理解的作家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 日记从阳历元旦开始。最初所写，不过是添买一辆自行车的家庭琐事。从细小家务中，引出这一家庭不幸遭遇，为整个故事，打好了逐步建设的根基。第二节展示了新建住宅区的风景画，其目的在于引出那一群戴雪白口罩和褪色头巾的女孩子们。第三节，借第一人称的老人晨起打拳之机，进一步描写了作为女主角的女孩子，并与老人家庭联系起来。第四节，写老人与女孩子的生活联结。第五节写女孩子的心灵忌讳。第六节写“不虞之隙”，即女孩子所受新的刺激。第七节写悲剧的高潮。第八节写转机并感想。 故事进展得很自然，简直看不到人为的痕迹。作家所写，看来不过是宿舍大楼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而笔墨所渲染到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心灵，一个时代的创伤，一个时代的困苦和挣扎，一个时代的斗争与希望。而且是经过老少两代人的心，用两代人的脉搏跳动，两代人的眼泪和叹息来表现的。 人为的创伤，确使我们原来健康、活泼、美丽的民族，大病了一场。谢天谢地，医治还算及时，我们很快就会复原的。 但经历的一场噩梦，痛苦的记忆，是不容易消失的。这也算是伤痕文学吧，但读后并不使人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并使人有所觉悟和警惕。 作家在小说语言上的尝试，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的语言，采取了长段排比，上下骈偶，新旧词汇并用，有时寓庄于谐，有时寓谐于庄，声东击西，真假相伴，抑扬顿挫，变化无穷的手法。这种手法，兼并中西，熔冶今古，形成了一种富有生活内容和奇妙思路，感染力很强的语言艺术。这是作家研究吸取了外国古典文学语言，特别是中国的词赋、小说、话本，以及民间演唱材料的结果。当然，这种运用，并不是每一处都那么自然，有时也显得堆砌、生硬或晦暗，有个别用词显得轻佻。 很久不读如此功力深厚的小说了，写一些读后感想，并志对作者的怀念之情。 1981年4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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