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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文集》自序


  当我把这几卷文集呈献在亲爱、尊敬的读者面前时,我已经进入七十岁。
  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不知所云。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经历,谈得太多了,这些文字,就都编在书里,此外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另外,计算一下,我从事文字工作,已经四十多年,及至白发苍颜,举动迟缓,思想呆滞之期,回头一看,成绩竟是如此单薄贫弱,并且已无补救之力,内心的苦涩滋味,富于同情心的读者,可想而知。
  限于习惯和体例,我还是写几句吧。
  一、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种种特点。因此,每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作家群,也都有他们特殊的时代标志。读历代大作家的文集,我常常首先注意及此,但因为年代久远,古今差异很大,很难仿佛其大概。
  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青年读者,对这一代作家,并不是那么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生平,就很难了解他们的作品。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常常难以引起青年一代的兴味。我简略叙述一下,只能算是给自己的作品,下个注脚。
  二、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纪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
  三、再加上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激和考验,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又像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
  四、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我们要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学。
  五、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六、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
  七、我是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说法的。即以此文集为证: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我才能写出一些反映这两个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十年动乱,我本人和这些作品同被禁锢,几乎人琴两亡。绝望之余,得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集才能收拾丛残,编排出版。文艺本身,哪能有这种回天之力。韩非多才善辩,李斯一言,就“过法诛之”。司马迁自陷不幸,然后叹息地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有些作家,自托空大之言,以为文艺可以决定政治。如果不是企图以文艺为饵禄之具,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例证。我是不相信的。
  八、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和后来接触的山区农民。我写农民的作品最多,包括农民出身的战士、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我不习惯大城市生活,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在嘈杂骚乱无秩序的环境里,我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在这个城市,我害病十年,遇到动乱十年,创作很少。城市郊区的农民,我感到和我们那里的农民,也不一样。关于郊区的农民,我写了一些散文。
  九、我的语言,像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母亲的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生前不及言,而死后言之,只能增加我的伤痛。
  十、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倾向,虽然不能揭露出来,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虚伪的作品,对这种错误,推波助澜。
  十一、我对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十二、古代哲人,著书立说,志在立言;唐宋以来,作家结集,意在传世。有人轻易为之,有人用心良苦。然传世与否,实在难说。司马迁忍发汗沾衣之辱,成一家百代之言,其所传之人,可谓众多。然其自身,赖班固以传。《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亲笔,并非别人的想当然之词。文章与作者,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别人的吹捧或贬抑,不能增减其分毫。
  十三、我幼年尫怯,中年值民族危难,别无他技,从事文学之业,以献微薄。近似雕虫,不足称道。今幸遇清明之世,国家不弃樗材,念及老朽,得使文章结集出版,心情十分感激。
  十四、很长一个时期,编辑作风粗率,任意删改别人文章。此次编印文集,所收各篇,尽可能根据较早版本,以求接近作品的原始状态。少数删改之作,皆复其原貌。但做起来是困难的,十年动乱,书籍遭焚毁之厄,散失残缺,搜求甚难。幸赖冉淮舟同志奔波各地,复制原始资料多篇,使文集稍为完善充实。淮舟并制有著作年表,附列于后,以便检览。
  十五、文集共分七卷。计其篇数:短篇小说三十八,中篇小说二,长篇小说一,散文七十九,诗歌十二,理论一部又一○四,杂著二部又五十七。都一百六十万言。
  文集的出版,倡议者为天津市出版局孙五川等同志,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同志主持其事。出版社负责编辑为李克明、曾秀苍、张雪杉、顾传菁等同志。在讨论篇目、校勘文字时,又特别邀请邹明、冉淮舟、阿凤、沈金梅、郑法清等同志参加。正值溽暑,同志们热心讨论,集思广益,在此一并致谢。
                     1981年8月5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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