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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作者:萧乾

   
一、文明始自安全

  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核。公共汽车上有元让座的风尚,地上有无痰迹,售货员对顾客礼不礼貌,路人拾金味不昧等等。这些,每一项都可成为考核的标准。但我认为最起码的文明,是安全。
  安全的范围很广。在纽约,晚十点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坐地铁了,因为夜静人稀,在车厢里或车站上,都可能遭到歹徒的抢劫甚至伤害。这样的城市,楼房再高,霓虹灯再花哨,也不文明。“文革”期间,有人劝我出门不可戴手表,说曾有坏人看中了谁的手表,就跟踪到公共厕所里,为了抢表,就用利刃把戴表的手腕剁断。
  今天,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因为威胁市民的那些“哥儿们”已经“各得其所”了。最近,马路上的秩序也大为改观。然而另外还一种东西,不时还在威胁着市民的安全。有时是一口敞开盖子的煤气或自来水的检查井,有时是为了这样那样原因而挖的一些坑沟。周围既未用障碍物圈起,晚上当然更不会点个红灯。这些,不期然而然地对市民就形成了一种陷阱,一种威胁。
  这方面的有欠文明,主要是由于市基建以及水电工程工作程序(或者说作风)的虎头蛇尾。往往检查完一个什么“井”或修完一座建筑,草草扫尾就一走了之。于是,遗下了后患。三年前,我的一位老友的快婿——优秀的青年建筑师,在南池子就为了躲马路上一堆杂土,被后边的汽车轧死了。又比如天坛刨了些坑预备种树,后来改了“点”,有的坑作废,但并不填上,有些浇树的自来水管露在地面上。玉渊潭公园有些树因故锯掉,地面还露着半尺来高的墩子。所有这些,对游人都成为“绊索”。近年来基建方面大有进步,每完成一座楼必给修条路。然而修路前并不砸夯,就慌忙把砖铺上。阴天下雨,地面下陷,砖也随之陷了下去。例如燕京饭店西侧的砖地,有一处已成凹形。我亲眼看到两个老人在那里栽了跟头。
  建议市政当局像对消防那样,对各类施工人员作出规定,一定要确保市民老少行路安全。凡由于安全措施不周而造成的伤害,应准许市民控告有关方面,并要求赔偿。
  一个文明的城市首先得让人们在里面走着放心,不用担惊受怕。
   
二、文明小议


  煞风景

  你能设想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间架起一尊迫击炮,或在周铜汉瓦旁边摆上一台录音机吗?然而这样的事正在天坛发生。在巍峨辉煌的祈年殿前面那气派万千的方场中央,距离白玉栏杆数米处,近来一直停放着一辆桔黄色的小轿车。车身油漆剥落,车窗也已破,是用马粪纸堵着。据说放在那里的用途是:供游人站在车旁,以高峻雄浑的古建筑为背景,拍时髦照片!
  看来文物名胜的保护,不仅仅是个禁止游人在墙上留名题字的问题。

  后无来者

  我最怕那种有弹簧的活动门。星期天早餐时刻,我站在附近有这种活动门的小饭馆作了一次“公德调查”。在七八分钟内,进出了二十来位顾客。大部分是把门推开,人进去后,任那扇门往后绷去,好像后边并无来者。有时里外同时对推,相持不让,最后总是弱者退了下来。一个运动员打扮的小伙子把门推到极限,门猛地绷回来。幸好后边是个中年人,他挨了一下打,也随口骂了声难听的。一个抱娃娃的妇女走上台阶,我替她捏把汗。看来她很有经验:她倒退着进门,娃娃没撞着,她背上可狠狠地挨了一下。只有一位70开外的老婆婆,当她看见里头走出个小姑娘,手里托着同她年龄很不相称的那么一大叠油饼时,就主动替她拉开门,一面轻声宽慰她说:“姑娘,放心,我等你。”
  星期天早晨如此,平时赶着上班,就不堪设想了!

  圈套和陷阱

  公园里或人行道旁,只要是兴建过土木的地方,就常有一截截一二尺长的“钢骨”弯弯地露出地面,活像套狼用的那种圈圈。有时看到拔掉旧村后未填的深坑,或敞着口(铁盖撂在一旁)的水表井,很像猎虎挖的那种陷阱。
  我想,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文明”应该是保障市民(包括老弱病残)生活得安全。
   
三、向城市建设部门进三言


  屋顶何不成花园?

  可以从各种角度判断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其中之一,是看它的市民工余是聚在剧院、公园、体育场里,还是满处遛大街。然而居民住得窄,又没处可去,就只好遛大街。
  年年一到盛夏,北京通衢大道——尤其像工人体育馆那样空敞地带,夜晚必有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幼蹲坐在人行道边乘凉,有的赤背,有的手摇芭蕉扇。我估计这景象可能不限于北京。我一方面同情他们是热得无可奈何,可又觉得实在有碍观瞻。
  每逢我走过高层建筑群,例如前三门或复外大街,团结湖或劲松,心里总冒出个问号:为什么让那些楼顶光秃秃的(至多有座天线),而不利用一下?每幢楼的屋顶都有上百米的空间,丈量一下看,全市那么多幢楼房,该有多少千、多少万米的空间,一年四季都那么白白空闲着——而且都是阳光最足,空气最新鲜,月色最美的地方呢!倘若拾掇拾掇,变成屋顶花园,老头儿早晨可以上去打太极,晚上可以开个茶座,打点子灯谜,举办个舞会,岂不就会减少马路上的人口,又大大丰富首都的文化生活!这么一来,还可以消除现代高层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同住一幢楼,却老死不相识,更谈不上邻里关系!

  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

  几年前在参观芝加哥工业科学馆时,转来转去,忽然转进一个昏暗的角落,脚下踩的不再是地毯,而是坎坷不平的石板道,恍惚间仿佛来到了上海八仙桥后面的弄堂。原来那是仿照上世纪芝加哥一段街道修建的。马路两旁点的是瓦斯路灯,道旁还停着一辆旧式马车。店铺矮而简陋,好像还有位一手打着阳伞、一手提了长裙的时髦妇女正在漫步。没有图表,也不用文字说明,游人(包括当代的芝加哥小市民)心里自然就有了今昔对比。
  北京城何尝不在变!今天,年轻的市民连城墙也未必见过。他们可知道民国初年街上点的是什么路灯?居民怎么买井水?粪便如何处理?花市、猪羊市、骡马市,当年是个什么样子?东四、西单还有牌楼?
  当然,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老北京,也是满有意思的。光就婚丧仪仗来说,就够热闹的。阔人讲究六十四人“大杠”,穷的是“穿心杠”。喜轿前头的刀枪斧戟讲究排满半条街。还有雍和宫的“打鬼”,国子监的祭孔,以及一年到头举行的庙会,真有说不尽的热闹。
  这么一座以这古老城市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为内容的博物馆,不但会吸引外国旅游者,更有助于本地市民的“寻根”。
  实物之外,倘若陈设些像“收租院”那样的雕塑,或国外早已流行的“蜡人”,就会更加生动逼真,引人入胜。

  要有一个保修期

  买块表,照例要保修一年半载。我常想问:建筑公司盖完一幢大楼,交工后保不保修?保多久?还是一交了事?
  一到夏季,我们这座交工不及两年的新楼(复外二十一号)里,就怨声载道了。首先,楼上单元里一淋浴,楼下单元的墙上先是画起地图,接着灰水就淌了下来。同是窗户,少数几个有伸缩,可以开大开小(其实,至多用上不到一尺的金属柄),多数窗户是要么全开,要么全关,表现出为了省下那尺把金属柄,毫不把使用者的利益放在眼里的风格。走廊一排的“纱”窗更妙了。一共是十六扇窗户。两边各四扇安了纱窗,中间八扇不安。这么一来,走廊中间的八扇一打开,蚊蝇照样飞进,而两旁各四扇的纱窗就完全成了摆设。
  楼盖完,总要验收吧。验收者则不见得是居住人。从样子看,窗户“大致”安了纱窗,有的“窗户”还可以自由伸缩。于是,字一签,工一交,就完事大吉。真正的验收者应当是第一批住进去的人。
  过去不搞投标,尚且如此。今后,要靠缩短工期、降低造价来夺标,这种在细小处的偷工减料,更得严加防止了。
  我建议仿照钟表业,建筑公司交工后,也得有个保修期。在这期间,楼内大小毛病须由原公司负责修理,夺标者在质量上搞小动作的,应受处罚。
   
四、漫谈自选市场

  称“超级市场”为“自选市场”,这是中国语言(例如同日语相比)的优越处: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事物的本质一语道破。“超级市场”的“超级”,意思有多么模糊!自选确实是超级市场的一个主要特征,而这个特征解决了商业界一个主要矛盾,即卖者嫌买者挑拣,而买者坚持既然我花钱,就得买中意的货品。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即是高效率。在美国,超级市场的出口(即算帐的地方)均有传送带,顾客选的一大批东西,一两分钟即能结算出来。
  不久前,我去三里河一家出售粮豆的自选市场。进门之后,我从一摞筐筐里拿了一只,拿时稍稍牵动了后边那只筐子,立即遭到了一位女售货员的训斥。我还看到两位女售货员打开一包油炸豆一类的食品,在一个角落里边吃边聊天。我选购完毕,拿到出口处,那位收款的女同志按了两遍算帐机,也没按对数目。然后又喊来一位售货员来帮她笔算,才得出准确数目。另一次我去甘家口自选市场,那天没有几个顾客,可门口却有四五个结帐的出口,有的完全闲在那里。
  自选市场是首都生活中的一件新生事物,作为顾客,我们不应对它苛求。但希望商业部门不要因为国外有,咱们也得聊备一格。第一,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关系,售货员非十分必要,不要动辄干涉顾客。第二,一定要讲求效率,因为效率就是经济效益。
   
五、文化夜市好

  文化夜市,对。太需要了!青年们日益旺盛的求知欲需要它。文艺界的繁荣需要它。作为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首都需要它。青少年们需要它,中年人和老年人也需要它。男男女女都需要它。不应让建设精神文明停留在文字号召上,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有效的措施。我举双手赞成,并相信在今天美好的形势下,不久它就可以实现。这个头,首都应该带。我相信,这么好的事必然会在全国大中小城市风起云涌。
  借此机会,我再提个建议:应该把旧书摊恢复起来。大多数读书人最大的乐趣是逛旧书店。那里,买者不必带介绍信,像告帮似的;卖者也不必带着户口本,把帽沿拉下来,像进当铺似的。大家都大大方方地去进行这种文化交易。愿全市主要商业区都有旧书店;不仅是几间门面的大书店,也要一间半间的,甚至搭个棚子,摆地摊。巴黎城塞纳河畔,一排全是旧书摊。文化人到了那里就留连忘返。英美大学城到处是卖旧书的。在衣阿华城,最吸引我的是那家“闹鬼书屋”。那里,旧书像图书馆那样分门别类,看累了还可以坐在沙发上,同其他买书人坐下来聊天,有免费咖啡供应。
  解放初期,东安市场也罢,西单商场也罢,何尝不遍地是旧书摊!我没钓过鱼,但从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奇书的快乐,决不小于钓到一条尺长的鲤鱼。藏书家几乎没有一位是从买新书开始的。
  我希望即将出现的文化夜市为旧书摊留出一个角落。我希望爱书的待业青年出来经营书店、书棚、书摊。让我们在文化的这一主要媒介——书籍方面,互通有无,也让有些埋没的宝贝,由于有了识货者而重见天日。
   
六、泡

  每次去某某某浴池理发,总得花上大半天。十六日晨,下起雨来了。心想,这日子排队的人也许会少些,何不钻一下空子!
  买好牌子,拉开玻璃门一看,人果然比往日要少,但两只长凳还是坐满了顾客。站了一会儿,就轮到我坐了。坐等比站等要高上一等。
  这时我数了数,男部足有七个座位,但只见一位女同志在理,她脸上好像有些浮肿,动作迟缓,有时理着半截儿就得坐下来歇一晌,有时理完一个人,拿起缸子,歉疚地对我们说:“我得吃点药!”
  我心里在盘算:前边还有十一个人,每个人打它十五分钟(看来这是不够的),也得三个小时呀!我很想走。然而一路蹚雨来的,我不甘心啊!何况外面还在哗哗下着。
  女部那边像是有三四位理发师,而且只有一位女顾客。有个男同志刚走进来,就被女理发师领到我们前边的一张椅子上,亲切地说:“等一下我叫你。”原来女部正在理着另一位男顾客。我沉不住气了,就对后边一个同命运的人说:“咱们难道不能也去女部理吗?”他朝我摇摇头,小声说:“别找那个麻烦,那都是有关系的。”
  于是,我们继续攀谈起来。通过他才知道男部共有十七位理发师。我说,整个男部难道就由那位像是病号的女同志一个人支撑?他说:“不,说不定一会儿107号会来呢!”这样,我们就像盼救世主那样盼这位107号,几次有人推门进来,以为是他,原来只不过是来加长我们这个绝望的队伍的。
  将近十点钟,进来一个细高个子,穿蓝制服的年轻人。我旁边那位知情人释然地说:“啊,他就是,有盼头啦。”
  只见他走到里间,先把手中的雨伞支开,然后由抽屉里取出一块布来细心地把雨伞上一块一块的雨水拭干。擦完伞,他坐下来,撩起鞋来。擦完这只又擦那只。我们20几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每个人这时都有所感吧,但没人敢吭一声。
  以为他该穿起白大褂干活了,才不呢!他点上了一支烟,坐在软椅上,一口口地喷起烟雾。随喷,好像还在欣赏着那烟圈儿。
  哎呀,他站了起来,真地去穿白大褂了。我们自然也流露出希望来。他对镜把衣着整理了一下,绷着脸,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走来。走过我们这排人面前时,他并没望我们一眼。我们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拐弯,他悠悠达达地拐到女部去了。一阵打招呼声之后,他挑了张椅子坐下来,又点上一支烟,聊了起来。
  他从女部踱出来了,几乎擦着我们的膝头踱过,推开玻璃门,他站在门廊里观赏起雨中街景来了。这时,我想到三十年代时,洪深在上海租界影院里对辱华影片情不自禁的抗议。我也想当一次英雄,但我没有当成。我刚一抬屁股,身边那位“难友”就扯了一下我的衣襟,小声告诫我说:“这年月,小青年惹不得呵!”
  他从门廊踱了回来。踱到后面,又坐下来,抽了一阵子烟,才站起来,拉开抽屉,一样一样地取出他的工具:电推子和吹风器。哦,原来靠外边第一张椅子就是他的。他慢条斯理地把工具一一吹了吹,掸了掸,然后才把电线的一端塞人插销,转过身来,朝我们这一大排等待着的顾客中间最前边的一个努了努下巴,就像电影里古代酋长对奴隶的那种神态。
  我小声问了问我身边的那位“行家”:“这里有头儿没有?怎么也不管管?”他垂下头来,又斜过脸来说:“管?以后下雨天,就连107号也不照面啦!”
   
七、我总算有了间书斋

  在我的概念中,书斋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唰唰的声音,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在有些国家,这也许是件必需品,一个起码的条件。在房荒仍然严重的我国,不能不承认它还是一种奢侈。
  大约1956年春间,在一时政策的照耀下,我一度忽然有过那么一小间。1949年以来,只有那几个月里我写过几篇东西。可没多久,那小间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当我在柏各庄跟十几位同命运的人们滚在一条炕上,或在咸宁同几个人合住一间用砖坯堆起来的小屋,以及后来回到北京四口人挤在窗下就是公共尿池的八平方米斗室时,我时常有这个非非之想:要是有一间一个人的工作室多好啊!
  1983年,这个梦竟然变成了现实。如今,我有了一间颇像样的书斋。它不但面积不止八平方米,还有漆得锃亮、可以摆各种纪念物的组合柜,壁上挂了朋友胡絜青、叶浅予、阿老、苗子、秦兆阳、子野、育莲的字画,以及祖光和凤霞合作的《秋艳》。真是造化啊!
  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十亿人搭成个金字塔,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个青年评论家,在同另外几个同志睡着双层床。还有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槛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七十三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的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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