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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壁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并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位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巴金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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