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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工作，学习，劳动，开会，看戏，旅行，听报告，参加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生活仿佛一道愉快的泉水，晶莹闪耀，奔流向前。他的自我感觉很好，在歌唱中，在忙碌中过着充实的日子。每天清晨起来，新的生活就像春风扑面而来，他觉得他活得更年轻了，好像又回到青年读书时代。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而天地却同从前迥然不同，那阴暗的岁月给压在胸头的阴霾一扫而空了。 他写完《明朗的天》之后，决心“要写北京，写这个和平的首都，这个世界的眼睛注视的地方”。于是，他去重访母校——清华园，他去人民大学，他去参观北京体育馆、百货大楼，他去龙须沟，他去采访清河农场，去他想去的地方。 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清澈的溪流，巍峨的礼堂，还有他当年写作《雷雨》的图书馆依然存在。但是，整个校园却同过去大不相同了。一座座新的教学楼，新的宿舍楼拔地而起，是崭新的教学设备，是成千上万的萃萃学子，清华园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了。特别是现代的大学生，使他惊讶地发现，再也看不到昔日那些愁闷、悲苦、愤怒和忧虑的面孔，都是些充满朝气，奋发上进的青年。他深怀感慨地写道：“是这样的大学生，每年从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中心输送到祖国的各个角落，新鲜的、热烘烘的、有力的血流，从祖国的心脏向遥远的边疆矿区奔流。” 北京在变，北京的一切都在变。“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这感觉处处触动你，你会看见许多新鲜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在《半日的‘旅行’》中，记叙了他和一位朋友逛北京城的观感。在龙须沟，这个老舍先生曾经写过的地方，原来又脏又臭，堆满垃圾，拥挤不堪的地方，现在，则是宽阔的柏油马路，整齐清洁的住宅，人们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陶然亭原是一片荒芜的景象，如今亭台楼阁焕然一新，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点缀着青塔，成为一座幽美的公园。龙须沟附近新建的体育馆，那么雄伟壮丽，是一座现代化的体育之宫。而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里，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争艳夺奇，令人眼花缭乱。 在清河农场的访问中，更使他惊叹不已。进得农场，好像来到江南的鱼米之乡，绿树成荫，稻香四溢，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关押改造犯人的地方。就在这里，抢匪、恶霸、惯窃、流氓、贪污分子以及各种会道门的头目，在管教人员的改造下，在劳动中逐渐被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春光普照着祖国的大地，春风荡漾在人们的心间，他深切感到，祖国真正迎来了她的春天。一个明媚的春天，一个一切都充满着希望的春天。他这样写道：“我怎样描写我们新中国，我们亲爱的母亲呢？我即使有一万双眼睛、一千张嘴，我也难看完、说尽祖国今天的光彩。”他觉得一切都好像是在梦中；“然而这不是梦，不是幻想。这样迅速的变化，在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荒僻的森林和沙漠里发展着”。他用优美的语言，记下他油然而生的感情，满腔热忱地写下一篇篇春天的赞歌。他把这些散文都收入《迎春集》里。 又要出国访问了。他从事创作的时间是太少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文艺界的活动之中，而送往迎来、出国访问，更是常事。这次出访的国家不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印度。 还在他四五岁的时候，继母就给他讲过唐僧取经的故事。继母说，西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那里人长得漂亮好看，人又聪明，出了许多圣贤，那个地方叫“天竺”。后来，他更了解印度和中国有着悠久而深远的文化交流。印度有美丽的雕刻、图画、诗歌、经文和灿烂的神话故事，他在敦煌的石窟中，曾经亲自看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为绚丽的祖国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因此，这次到印度去，不仅使他感到亲切和喜悦，还使他多少对这个国家有着一种神秘之感。 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４日，他和杨朔等人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乘飞机前往新德里，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的筹备会。 正是由周恩来和尼赫鲁所培植起来的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处于最热烈而亲密的时候，中印两国的艺术家、诗人、舞蹈家、科学家、教授和留学生像“恒河沙数”，来往频繁。当他们到达新德里机场时，就投入了海洋般的欢迎人群之中，欢乐的笑声，闪亮动人、充满友情的眼睛，好像是遇到久别重聚的朋友。花瓣像雨点一样撒落在他们的头上，姑娘们为他们戴上绚丽的花环，在他们头顶上洒着花水，额上点着珍贵的红粉。他们走在红土铺的路上，“印地泰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成为两国人民共同奔流的感情。 在亚洲作家会议筹备会上，同亚洲各国的作家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文学和友谊的交流，团结、和平成为亚洲作家共同的呼声，共同的奋斗目标。 更令曹禺感动的，是在印度各地访问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无论走到哪里，城市、小镇、农村、工厂，都受到亲切而热烈的欢迎。无数的印度朋友把他们邀到自己家里，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促膝欢谈。在多少次文艺晚会上，诗人们朗诵着他们谱写的友谊的诗篇，迷人的印度音乐和舞蹈，更使人陶醉。“花瓣的手指，流星般的眼睛，倾诉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们尽情领受了印度的风光；宏伟壮丽的“阿弥陀”，明净、瑰丽、诗一般的“泰吉陵”，有些地方孔雀像鸡一样的普遍，鹦鹉像鸽子一样飞来飞去，如同置身梦境之中。 两个星期的印度之行，日程排得满满的，使他沉浸在友谊之中，更感受到站起来的祖国的崇高国际威望。 ８月９日，曹禺由新德里飞往日本东京，又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 透过飞机的舷窗望去，印度洋是那么湛蓝，洁白的云朵在蓝天碧海中浮游。如果说，印度之行是他访问一个未曾去过的古老的国家，那么，日本之行，则把他带入一种历史的回忆之中。他大学时代曾经去过的国家，如今将是怎样一种情景？而经过八年交战的一个战败国，又将会遇到什么？１９３３年他去日本，正是樱花初放的季节，而回国之后，就迎来战争的岁月。２３年过去了，他已进入壮年，此行不再是一个学生的旅游，而是作为新中国的代表，扬眉吐气，感慨万千。 去日本，是参加在长崎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东京羽田机场，日本朋友早就迎候在那里了，特别是日本戏剧界的朋友千田是也、泷泽修、木下顺二，山本安英等都来了，这使曹禺感到格外高兴，这些都是熟悉而又未曾谋面的朋友。 在长崎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期间，使他亲眼看到战后日本人民的巨大的和平力量，那气氛同他２０多年前看到的是迥然不同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美国飞机在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查尔斯·斯威尼空军少校驾驶着载有钚弹“胖子”的“博克的小汽车号”Ｂ２９，它的第一投掷目标是小仓。因为小仓上空乌云密布，才转向长崎，就这样，长崎成为第二个人间地狱，它给长崎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死去的人早已埋葬起来，活下来的人尝尽了折磨和痛苦。幸免于难的人们依然受着原子弹辐射所带来的隐藏的威胁，白血球病随时有突发的可能。 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赶到长崎来参加大会，把会堂挤得满满的，从扩音器里传来受害妇女的控诉和哭泣声。这是对战争的控诉，是对苦难的哭泣。即使天气酷热，人们却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每个人心里都燃起一团团火。 一排长凳上坐着原子弹受害者们，有的带着墨镜，有的脸上仍留着令人难以目睹的灼伤痕迹，有的低着头把脸捂住，有的像瘫痪似的靠在椅背上。人们看着他们在低低地抽泣，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了，这种情景，使曹禺从心中升腾起对战争狂人的憎恨，一下子同日本人民的心贴近了。日本的人民是无辜的，在战争中日本人民也遭到灾难。 他听说一个叫铃木真枝的日本少女在大会前夕自杀了。她有母亲，有一个她热爱的男朋友，同她一样都因为原子弹放射得了病，身体极度虚弱，而不能结合在一起。她绝望了，便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她生前说：她不相信关于原子弹的故事影片中，所描写的那些勇敢的病人的事情。她认为那是文学家的想象，真的人生对她来说是灰色的，没有希望的。像铃木真枝这样绝望而死去的人是太多了，这些事实在啃啮着曹禺的心。 曹禺说：“生活在日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一个原子弹的受害者。但在日本，我也感到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个邪恶残酷的敌人面前，‘人’确实可以成为美丽、勇敢、庄严、和平的化身，蕴藏着无限的威力，使残暴的敌人都战栗、恐惧。 “原子弹毕竟是原子弹而已，种下的仇恨是一个能变化、能生长的东西。我闭起眼就可以看见一个个流着汗的日本人的脸上，两只燃烧着愤恨和决心的眼睛，汗同眼泪交织在一起，仿佛在那个大会上，全世界的人都和我们坐在一起，流着汗同眼泪。 “那时我想，我们虽然不是日本人，但我们愿意和这些受难的人们在一起，为他们的和平事业贡献出我们的力量。”①在大会期间，他同日本人民的感情连结在一起了。被战争割断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地交流、汇合、凝结起来。在长崎，同一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开会座谈，一位来自广岛的文学家，对他说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这些事情只有等到美帝国主义扔下原子弹以后，我们看见自己周围家破人亡，血肉纷飞的情景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多么深。我们心中对你们的歉疚是不可言喻的。”在日本各地，他都听到日本朋友抱着歉疚的心情来检讨对华战争，那种深沉、友好而自疚的心声，使他感到日本人民的觉醒。那些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他们赶几百里路来到旅馆，向中国的代表表示他们的谢忱。有一个年老的战犯，曾对他说：“我是一个重新被救活的人，我得了重病，你们找了最好的大夫给我治好了。这个，你们觉得不算什么，但从此我才懂得我该做一个有人道心肠的人，有正义感的人，这是我在中国当战犯的时候学来的。”这些日本战犯回国后，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说：“无论处在怎样困难之下，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平的努力！”曹禺这样写道：往者已矣，把过去这一段中日之间不愉快的历史忘掉吧，中国人民伸出手来，向他们的邻居和朋友表示衷心的友好。我们的道路不应该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婪、阴谋和战争，而是人民的友爱、合作与和平。①记得正是日本的文部省不肯修改教科书，竟连南京大屠杀都不认账，还搞靖国神社的参拜，祭奠日本战犯亡灵的时候，曹禺又一次同我谈起这次日本之行：释放回国战犯来旅馆看望我们，看到他们那么虔诚的检讨感谢，看到那种可怜的样子，我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但是，王芸五先生，他是一位老报人，又是日本专家，却表现得相当严肃。他说，日本一定要彻底反省对华战争的罪行。他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相信日本人民，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还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日本人的经济上去了，而我们却搞内乱，一下子就是十年。１９５６年，我们和日本的经济不相上下，现在差那么多。我们要反省。不把经济搞上去，是难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正处于一个被奴役、被压榨的地位上，无论走到哪里，美丽的风景区，幽雅的小城，临海的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用铁丝网拦起的美国兵营，美军住宅和绿色的军用仓库。在大街上，是横冲直撞的美国军用吉普车，在飞机场上空整天响着喷气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这种景象，使他联想到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浦江码头上停泊着长串的美国军舰，上海滩上随处看到飘扬着美国星条旗。此时此刻，使他百感交集，汇成一个心声，一种感受，那就是对新生的祖国的无比热爱和自豪！ 但是，日本朋友却很少提到美帝国主义这个不愉快的题目，也很少谈起美军在日本横行霸道的事实。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多达３００多个，在这些基地周围浸透着日本人民的血泪。日本人民是愤怒的，冲绳岛上农民代表的愤怒的抗议，美军在伊江岛强行占地，把日本人民唤醒了，化为民族的愤怒吼声。 他深深感到，一个自由、民主、独立、进步的新中国的可贵。他深有感慨地说：“我记得不过是七八年前，‘中国’这两个字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仅仅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国土，是一个原料和商品的市场，只可以供资本家们压榨的最大的半殖民地，如今在富士山下的芦子湖畔面望祖国的时刻，却从心中发出：‘哦！我的祖国，我是多么想念您！’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人民所瞩目的名字！”① 在日本期间，他得以会见日本戏剧界的朋友，这是使他最快慰的了。 为了迎接曹禺的到来，庆应大学教授奥野信太郎，在《朝日新闻》发表了介绍曹禺的随笔，把曹禺称为“中国话剧界首屈一指的人”。接着久保荣著文，记叙了他和曹禺的会见。临别之际曹禺提笔留念，写了唐诗中的“文字因缘骨肉亲”，久保荣被这诗句深深地感动了。尤令曹禺感动的是同日本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老人的会面。曹禺回忆说：这一次使我倍感幸运的是，我访问了已近８０岁的秋田雨雀先生。在阳光下，他的孙女扶看他出来见我，老人家还为我写了字。至今我仍看见他满头的银发，和悦的面容，听得见他清楚的声音。１９３５年，正是秋田雨雀先生和郭沫若先生一起为我的《雷雨》日译本写的序。我终于能够当面向他表达我深情的感谢了②。 秋田雨雀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他一直关心中国的话剧，在尾崎宏次编的《秋田雨雀日记》中，记录着他亲自观看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洪深的《五奎桥》以及《雷雨》在日本上演的情形。对日译本《雷雨》的出版，更付出了他的心血。曹禺终于把他久久深藏在心中的尊敬和谢意，向老人做了当面的表达，这确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会见。 同日译本《雷雨》的译者影山三郎先生的会见，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山三郎特意到曹禺下榻的赤坂普林斯饭店看望曹禺，这使曹禺格外感动。曹禺应影山三郎的恳请，书写了《祝福》一文，二人合影留念。至今影山三郎还精心保存着这充满友谊的手稿。下面是从这手稿中摘录的几段：一位读者，为了同新中国来的作家会面，从横滨一直追到长崎，又返回大坂，还未能相见，最后才在东京同我相见。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来回跑这么远的路，是为了和您见面，表达祝愿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长久友好下去的心情。 我在旅馆给孩子们写了封信。写了《原子弹爆炸之子》中的老大爷没有死（中国的孩子们，看了日本演员龙泽修氏饰演的老人死了，哭得很伤心），那个人还活着。……那个人非常勇敢顽强地活着，而且很喜欢中国人。 凤凰在烈火中，以更加美丽的姿态得以新生。亲爱的日本朋友，请接受我衷心的祝愿。①这次日本之行，他同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叫寿美子的姑娘，在访问中每天伴着他们，从而相识了。曹禺回国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天真纯洁的姑娘，还特意写过《致一个日本姑娘的信》。①寿美子曾经向他倾述她的心声：“我需要温暖，但是在我四周，只有冷漠和绝望”。年轻轻的，却是满心的痛苦和悲哀。在信中，他给予她同情、慰安和鼓励，欢迎她到中国来。 曹禺是幸运的。从批判《武训传》开始，在文学艺术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都未曾碰到他的头上。这一方面是因为领导上对他颇多爱护；另一方面，他确是真诚地奉献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他真诚地相信党的号召，相信一切都不会错的。他的《明朗的天》受到热烈称赞，而且获得第一届话剧会演的剧本一等奖。从１９５４年起，他的旧作又开始上演，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雷雨》，继之，《家》在上海公演，到１９５７年春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在首都都演出了，形成一个高潮。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关心着他的创作和剧本的演出。刘少奇在怀仁堂看过《雷雨》后，连声称赞“深刻，深刻，很深刻”。周恩来特别关心《北京人》建国来的第一次公演。据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记载，周恩来同志因接待外宾来得较晚，特意请剧组把“天塌了”这场戏再重演了一遍。“总理看完后问，台词中‘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句话，是不是新加的？导演说，原来就有。总理说，那就好。又说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人，理解很深。总理还谈到封建制度的罪恶，说公演这出戏，有教育意义。”①他的旧作，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陆续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禺剧本选》、译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家》，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雷雨》和《日出》的单行本，并附上原版的序和跋。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心情舒畅。的确，在反右斗争前夕，在我国文坛上确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自由舒畅的气氛。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中，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于１９５６年７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甚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他还涉足不深；而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则把他直接驱向斗争的前沿。从１９５７年７月开始，他写了一些文章对右派进行批判，而且在一些会议上发言。他是怀着对党深信不疑的态度，凡是党组织让他做的，他都去做了。他也感到这场斗争的暴风雨来得这样迅速，这样猛烈，似乎也未容他有多少思考的余地，就赶着催马上阵了。如今提起这些事，他总是有一种负疚自责的心情，他曾对我说：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很伤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的，那时，我是不得不写，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写是错误的。而历史证明，是做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我说：“那时候，一些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有当时的历史情势”）。他很沉痛地说，这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事，而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啊！不是经过十年动乱，恐怕要人们去正确对待那段历史也是很难很难的啊！ 他的勇气和胆量是越来越小了。本来他就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在经过这场斗争后，就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在创作上，觉得更不敢随便动笔了。面对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形势，他觉得更赶不上趟了。他竭尽气力去追赶形势，但他从内心里感到跟不上。３月间，他出席了文化部、剧协、北京市文联召开的北京戏剧、音乐座谈会。在三天的会议上，各个团体，许多作家都提出了“跃进”的创作计划，那些在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创作计划，在“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热浪中提出来了，大家都要争着“放卫星”，似乎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曹禺是赞成跃进的，但是让他在会上也提出那种“浪漫主义”的创作计划，他心中确实感到为难。有的作家提出一年创作的剧目比他一生创作的剧目都要多，他心中打鼓了，惶惑不安了。在那样一个竞相发出豪言壮语的场合，他是谨慎的，他鼓足了勇气说出他的创作计划之后，连当时的报道中似乎都含蓄地批评了他的保守态度，说他“以十分慎重的态度，计划今年至少写出一两个剧本”。相形之下，他的计划确实“保守”了。他曾想过，搞了一个《明朗的天》，从搜集资料到写作剧本、排练演出到最后修改出版，几乎用去三年时间，尽管这样，也没有写出一个他觉得满意的本子；如果再公开讲出豪言壮语而不能兑现，那该怎么向读者和观众交代呢？ 他觉得那种跃进的气势是太紧张了，是从来没有过的心理上的紧张，是一种说不出的不适应感。他病了，不得不住到颐和园里休养。周围整日价锣鼓喧天，“捷报”频传，而他却在昆明湖畔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一天，陈毅同志专程来看望他，曹禺回忆说： 那时我住在颐和园中的谐趣园养病。一天，我正在走廊上散步，眼看陈毅同志迎面走来。陈毅操着他的四川口音说：“我正要找你！”上来拉着我的手。我把他请到屋里，拿出烟来，我说我只有前门牌的烟招待你，没有好烟，他说：“一样一样。”紧接着他像放连珠炮似的，也不容得别人插进去，就摆起龙门阵来了：“你得出去看一看啊！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去转一转嘛！”“你要写嘛！呆在这里咋个写啊！你得出去！”一口气讲了一个钟头。“讲完了，走啊！”说走就走。我一直送他到大门口，他对我说：“曹禺啊！你可记住，我是专门来看你的哟！”后来，就为这件事，北京外国语学院把我抓去，让我交代和陈毅的黑关系。①他是在困惑中度过那个大跃进的年代的。尽管陈毅前来敦促，连他那个“十分慎重”的计划也没完成，一个剧本也没有写出来，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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