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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26年的双十节，北伐军攻破了武昌城时的一段插话—— 北伐军在围城四十天之后攻破了武昌，生擒了刘玉春陈嘉谟，又恰逢着国庆纪念日，汉口民众的热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汉口的青年会在几天前早就决定下了在双十节的晚上要敦请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去作讲演，该会的执事们在遍街贴着红纸金字的布告招诱听众。但到了双十节的那一天晚上来，邓演达因军事上的劳顿，又因还有别的事务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会的人最后来催的时候已经九点过钟了，我便把当时宣传科的组织股长李鹤龄拉着，一道去代理讲演。 到了青年会，因为预定的时期早已过了，立地被引上了一个大讲堂，在那儿已经塞满了无数的听众。 刚好在讲坛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们来的一位人（大约是干事）向着另一位在坛上司会的高长大汉，骤看颇象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语之后，司会者略略向我们目礼了一下，便宣布开会。 这司会者不仅风格象西洋人，连说话的声调也是西洋式。 ——“兄弟，现在，宣布开会。让我们大家起立，让我们唱赞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赞美歌的号数当得是先决定好了的，坛下右侧的前两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长者步到右隅斜横着的一架大风琴前坐下，奏起了乐谱来，歌声接着唱出。 赞美歌唱毕后，司会者又开始祈祷。祈祷过后又作开会辞。那开会辞是很庄严的，而且是很雄辩的。大抵青年会的干事都是雄辩家，他们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们的犀利的武器。 开会辞颇长，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钟。全辞自然是不能够记忆。但那主眼是在孙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会者说：“北伐车打败了北洋军。但北伐军的将领们是谁的信徒呢？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孙中山先生又是谁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稣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稣的便得到最后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是我主耶稣的胜利。” 接着用最上级的赞美词称扬着邓演达，说“他这位革命伟人象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中国空前绝后的人物。”但一转语仍不外是邓演达是孙中山的信徒，孙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论法。 司会者又说到邓演达的因为劳瘁不能到场，他说他是抱着很大的遗憾，他“将要在另一个机会上去请这位革命伟人来抒他的革命伟论。今晚上就只好听听我们这位革命伟人所派来的代表向我们演说。” 于是他便指挥我去讲演，演台下一遍狂涛般的鼓掌声。 目前的仪式本来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论理并不稀奇。邓演达在当时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总司令部行营主任，名实相符地有“三头六臂”的神气。青年会的那位大干事要称他为“空前绝后”的“革命伟人”，要请他来讲演以广基督教的宣传，要因他之不能亲来而抱着无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象我这样的无名小卒，自然也是万分在理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革命”高潮期中，而当时的指导精神之一是“反对文化侵略”的。我自己未到场之前心里满以为青年会是为革命的势力所慑所以才请老邓来讲演，纵使有意在利用，但总会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仪式免掉，免得讲演者作难。残不知一到讲演场来，才是这样的一个严阵。司会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识径直把我当成了一匹赎罪的羔羊拉到这样庄严的基督教的祭坛来做播祭。他说你是耶稣基督的徒孙，或者徒曾孙，你的革命的胜利是耶稣基督的胜利，你一个打着“反对文化侵略”的旗帜的人，不怕仅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么样？司会者对于他的宗教自然负有宣传的责任，但你对于当时的“革命”不是也负有宣传的责任的吗？别人对于自己的责任，遵守得那样忠实，宣传得那样巧妙，而你就只能够成为一条赎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让那法利赛人加上柴火吗？ 一自入场以后，听着唱赞美歌，听着司会者作祈祷，致开会辞，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于无法对付。鹤龄似乎也和我一样地惶惑，时时以含着怒气的眼睛望着我，是问我“究竟怎么办？”我的眼睛一直没找着答话来的时候，司会者已把开会辞讲完，挥我去讲演。 狂涛似的鼓掌声终竟把我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了坛前。 就和在写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飞来的一样，在我向着司会者和听众致了敬礼，燔柴正要着火的时候，我却得了一番天来的惠雨。 我先对听众说，“我自己的正式的讲演要留在后面，在讲演之前还得举行一次仪式。刚才司会者某先生所行的仪式是基督教的仪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仪式。但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革命军人在讲演之前也是有革命的仪式的。这仪式是要先推一个主席，由主席宣布开会，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然后才落到我的讲演。我们现在就先推李鹤龄同志为主席。” 这样一提出，听众径直热狂化了，鼓掌声比前两次的更高更长，就象始终不肯止息。满场充满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听众已经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鹤龄起来，对大众宣布开会，大家才肃静了起来。 鹤龄本是极机敏的人，他做着临时主席把开会的程序执行如仪，于是才又挥我去讲演。 又是一阵狂烈的鼓掌声。 我的讲演怕有五十分钟的光景，详细的语句自然是不能记忆的，但大概的意思却还留在脑里：因为关于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观的事实至今还没有改变。 我说，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义的人，《新旧约全书》我都是读过的，而且有一个时期很喜欢读，自己更几乎到了要决心去受洗礼的程度。但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受洗礼呢？是因为我恍悟到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再受洗礼的必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中国人，自生下地来，已经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辈子都是实行着基督教义的。譬如，基督说，你要爱你的邻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有人如要剥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内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索性更让他打你左脸。这些爱的教义，我们中国人一直不假言说地是实行着的。怎见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们索性便让他租借九龙。有人夺去了越南，我们索性送他一条滇越铁路。有人占领了朝鲜，我们索性奉送以满蒙。我们中国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还要基督教徒。基督说：你要积天上的财，施舍你地上的财。有钱的人想进天国，比骆驼想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们中国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财老早抛得一干二净了。银行、矿山、铁路、邮政、内河航业、内海航业、工厂、商场……凡是可以生财的产业，没有一样不已经抛得精光。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瘦得来象一条线了，天国的门不怕就只有针眼那般大，我们是已经有充分的资格穿过去的。 我尽力说了一番隔的理论，大大地受了听者的欢迎，笑声，掌声，轰隆地不绝。 我最后是如那位魁梧的司会者之称邓演达为“革命伟人”一样，我称司会者为“传教伟人”。我说他以中国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双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还要基督。不过，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汉口，犹如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不能施展他的天才。他应该是往伦敦、巴黎、纽约、东京那些地方去，让那些地方的“骆驼”充分地缩小起来，可以“穿过针眼”。 说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把讲演作结。 “传教伟人”委实是一位魁梧的“传教伟人”。他乘着我把话讲完了便又向着听众赓续致词。 他这次特别恭维起我来，说我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雄辩家。然而我之所以善于雄辩，是因为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请大家信仰基督，才能有这样的雄辩”。 这次倒把李鹤龄恼杀了。我的演说是客气的隔，鹤龄于是便也开始演说起来，他是率性不客气的不隔。 他说，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体，他一生教人革命，却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样的东西，是怎样害了中国，是怎样和革命不能两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饭的骗子是怎样胡说八道，东拉西扯，当场便是证据。他以他那从巴黎练习回来的广长舌，滔滔地卷了一个钟头，说得那位司会的“伟人”实在有点难乎为情。 接着鹤龄又叫听众起立，唱《国民革命歌》。 那简单的《国民革命歌》自从北伐军入了武汉以后，早就是传遍了的。鹤龄一提头，几乎满场的人都合唱了起来，连那位弹风琴的教会出身的女音乐家也把那简单的乐谱伴奏了起来。 接着是高呼口号，鹤龄喊一声，听众也跟着喊一声。他喊出“反对文化侵略的宗教政策！”的时候，右手最前两排的教会女生们似乎响应得特别高，她们就好象一向受人欺负，今晚才得到机会要图报复的一样。 口号一喊完，在无数的万岁声中热狂了的群众象溃了堤的海潮一样向会场外涌去。 “伟人”这才张皇起来了，带着哀怨的声音高叫着：“请大家别忙走，我们还要做祈祷，还要唱赞美歌啦！” 群众中只听有人在叫着：“要什么祈祷！要什么赞美歌！不唱了！不唱了！” 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澜，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够。 1936年6月4日夜追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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