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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郭沫若
作者：阚民
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有人将批判矛头指向郭沫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２０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嘲运动”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革命”的是自己几十年紧紧追随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自己几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郭沫若怎么能接受呢？
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只好“退避三舍”。
１９６６年１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未被批准。
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保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种种问题，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愤。
郭沫若说：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尽管郭沫若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动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但他看了许多批判自己的来信以后，心情是沮丧而沉痛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３０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３０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看来躲是躲不过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４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５月５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要求“烧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烧书”言论。一时，弄得郭沫若狼狈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７月４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说：“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１９６７年８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烧书”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自焚”与“再生”，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动了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文革”的灾难。
两年中失去两个儿子，郭沫若仍需高声颂扬“文化大革命”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言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判信号紧密联系在一起。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去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诚惶诚恐。他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随时都有可能灭顶，必须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必须“保护”自己。
６月５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恐怕是郭沫若这位中国现代文坛最杰出的诗人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种毫无诗意，近乎阿谀的“诗句”，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惶惧”与“苦涩”。
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的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郭沫若终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厄运。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１９６７年４月忧郁自杀。第二年的４月，爱子郭世英又被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仅仅两年，郭沫若就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呢？他不敢也不能怀疑和抱怨这嘲革命”的运动，他只能强忍着悲痛把泪水往肚里流。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一支颤抖的笔，一笔一画地抄写儿子的日记。
在各种公开场合，郭沫若仍然需要高声颂扬“文化大革命”，然而在私下，郭沫若有时也会流露出自己真正的意愿与感情。
他的内心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他与自己的弟子曾经有过一次关于歌德的谈话，说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涩与悲哀。他说：“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你也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而我还要谦逊地说，‘我哪比得上歌德’。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埃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
毛泽东一句“劝君少骂秦始皇”，陷郭沫若于困窘之地；郭沫若“自我批判”，改变一生学术观点毛泽东与郭沫若历来在对秦始皇和孔夫子的评价上是有分歧的，这与他们观察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关系。这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未构成两人关系中的障碍，但在“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之后，事情起了变化。
林彪集团对于毛泽东的“恶意攻击”，在“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崇拜风潮中，给了毛泽东很大刺激。他的一贯的思维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你说我是秦始皇，我就要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你林彪喜欢孔夫子，那么我就要狠狠批一下孔夫子。不幸的是，郭沫若几十年前所写的《十批判书》，成了这嘲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突破口，郭沫若本人当然也被推到了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上，使晚年郭沫若又一次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
１９７３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柳宗元是赞扬秦始皇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的唐代著名诗人和政治家）：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首小诗当时流传很广，为毛泽东提出“批孔”放出风声。
同年５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毛泽东还命人赶排了大字体的《十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８月５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福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拿到了“上方宝剑”的江青，立即赶到北京大学，组织了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郭沫若的“灭顶之灾”千钧一发。毛泽东发现后，及时制止了江青，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在全国展开，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冯友兰，迫于形势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其中提到了郭沫若。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要谢静宜送来看看，看完后，他对谢静宜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
结果，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时，删去了郭沫若的名字和书名。
尽管有毛泽东的保护，郭沫若也不是难免江青一伙的迫害。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了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江青毫无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进而指责郭沫若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
江青的点名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无异于向郭沫若放了一把火。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了医院。想不到当年奋力与蒋介石斗争，“影射”蒋介石的文章，现在又获罪于毛泽东，历史好像与郭沫若开了一个玩笑。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和“四人帮”的淫威之下，病中的郭沫若还得作一番诚恳的“自我批判”。他于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抱病捉笔，写下了两首七律奉呈毛泽东，题为《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宋，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因穷隅。
岂甘■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郭沫若的这两首诗与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相对应，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两句，则彻底推番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观点，无条件地向政治权威低下了头。
郭沫若曾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震天价响的时候，独树一帜，提出了孔子也是革命的“先驱者”的观点，并在众多批驳者的面前，据理力争，毫无退让。抗战时期，更以《十批判书》大骂秦始皇的独裁统治，影射和鞭挞当权的蒋介石。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郭沫若不得不改变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和痛苦难堪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１９７７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着手整理出版《沫若诗词逊，以纪年编排自己历年写作的诗词作品。１９７４年为空白。郭沫若没有把上述两首自我批评的诗列入诗眩为了维护周恩来的英名，郭沫若保持了庄严的沉默；他以生命的最后火花，证实了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四人帮”把斗争的锋芒又一次指向郭沫若。江青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班子，公开批判郭沫若。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江青在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问题上大作文章，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在会上，他们借题发挥，点名批评郭沫若，暗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当着周恩来的面，江青毒地指责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两次让这位８２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
事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忧心地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他为总理的安全深深担忧。
不久，张春桥竟跑到郭沫若的家里，当面要求郭沫若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要郭沫若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张春桥的用意，郭沫若心里十分清楚，也十分愤怒，他当即驳斥张春桥说：’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不几天，江青又到郭沫若家，登门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并暗示，当时与王明同在长江局共事的周恩来也有责任。郭沫若早已洞悉江青一伙的阴谋，在江青喋喋不休的３个小时纠缠中始终保持沉默，不给任何应允。
为了维护周恩来总理的英名，维护共和国的一线生机，郭沫若保持了庄严的沉默。这一刻也许正是郭沫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具兴彩的一页。
“四人帮”的苦苦相逼以及悲愤与忧思，终于使郭沫若病倒了，并从此一蹶不振，住进了医院。
１９７８年四五月间，郭沫若的病恶化了。他发着高烧，朦胧中似又见到了分别已久的毛泽东。他向孩子们索要毛泽东的诗词，他想把自己写的诗读给毛主席听，他多想与毛泽东多说几句话啊！
临终之际，郭沫若趁着一时的清醒，把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泽东。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友情和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
（摘自《党史博览》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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