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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述的困难，本来已当知难而退；却偏不！不但不退，而且想写成一万行！扯下脸硬干并不算勇敢；再说，文艺贵精不贵多，臭的东西越多就越臭，我晓得。不过，我所要写的是游记，断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故须长到万行。这里，倒没有什么中国长诗甚少，故宜试作；或按照什么理论，非长不可；而纯粹出于要把长途旅行的见闻作成“有诗为证”。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用散文写呢？回答是：行旅匆匆，未能作到每事必问，所以不敢一板一眼地细写。我所得的只是一些印象，以诗写出，或者较为合适。 是这么一回事：一九三九年夏天，我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会派遣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由夏而冬，整整走了五个多月，共二万里。路线是由渝而蓉，北出剑阁；到西安；而后入潼关到河南及湖北；再折回西安，到兰州，青海，绥远，榆林和宁夏。这些地方几乎都是我没有到过的，所以很想写出一点东西来，以作纪念。到处忙于看与走，事事未能详问，乃决定写长诗。 一九四○年二月中动笔，至七月初，才得廿段，约二千五百行。七、八两月写《张自忠》剧本，诗暂停。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因此，个人的决心往往被社会关系给打个很大的折扣。九、十两月复得七段，可是十一月由乡入城，事忙心乱，把诗又放在了一旁。时写时停，一年的功夫仅成廿七段，共三千行。所以余的材料，仅足再写十余段的，或可共得六千行。因句句有韵的关系，六千行中颇有长句，若拆散了从新排列，亦可足万行之数。 一九四一年春初，因贫血，患头昏病，一切工作都停顿下来。在专心写诗的时候，平均每天只能凑成一二十句。这一二十句中，我自己觉得，还必有几句根本不象诗的。几次，我想停笔，不再受洋罪，可是又怕落个没有恒心毅力，对不起自己；虽然继续写下去也许更对不起新诗！头昏病好了以后，本想继续写诗，可是身体亏弱，写诗又极费力气，于是就含着泪把稿子放在一旁，不敢再正眼去看。停搁得久了心气越发壮不起来，乃终于落了个没有恒心毅力——一个写家须有象蚕一般的巧妙，吐出可以织成绸缎的丝来，同时，还须有和牛一样壮实的身体呀！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眼看把全诗写成是无望了，遂含羞带愧的把已成的廿八段交文奖会刊印成册。何时能将全诗补成，简直不敢说了！ 草此诗时，文艺界对“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甚烈，故用韵设词，多取法旧规，为新旧相融的试验。诗中的音节，或有可取之处，词汇则嫌陈语过多，失去了不少新诗的气味。行行用韵，最为笨拙：为了韵，每每不能畅所欲言，时有呆滞之处；为了韵，乃写得很慢，费力而不讨好。句句行韵，弊已如此，而每段又一韵到底，更足使读者透不过气来；变化既少，自乏跌宕之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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