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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假若我们要成为一个新文艺家呢，我想我们一定不能只以摹仿为满足。我们似乎第一就该开拓我们的思想，把世界上那些最善最美最真的都须略略知道一点，使我们成为一个会为全人类思想的中国人。我们自然不必放下自己，而去描写别人；但是我们必须在描写自己的时候，也关切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一位抗战士兵，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蒂战线上的一个弟兄。他的生命即使是特殊的，可是他的苦痛，责任，与问题，都是世界的。我们应以世界文艺作为我们的遗产，而后以我们的文学、材料，写出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作品来。因此，欲治新文艺，就必先预备至少一两种外国语言，使我们多长出一两对眼睛来。假使我们只有一对眼，只能看中国的作品，即使我们专找那些伟大的著作去读，也得不到多少好处。以《红楼梦》来说吧，它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它并不能启发我们，象《战争与和平》那样。一本书必有它所预期的效果，就是哥哥妹妹的那一点，在这一点上它有极大的成功。我们不能责备它没有《战争与和平》那样的效果。可是，为我们学习起见呢，我们便不应只抱着《红楼梦》，而不去多学几招。无论是但丁，歌德，还是托尔斯泰，他们总把眼睛放开，看到他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尽管你一点也不信天堂地狱，但是你没法不承认但丁的伟大。他把天堂地狱与人间合到一处去指导人生。他到今天也使我们崇拜，因为世界文学史中还没有第二个但丁。假若我们只学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而不去涉及别国的文艺，我们便永远不会知道文艺的使命与效果会有多么崇高，多么远大，也不会知道表现的方法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很明显的，假若“五四”新文艺运动者，都是完全不晓得西洋文艺的人，这二十年来就绝对不会有一篇东西比得上茅盾，曹禺，徐志摩等的作品的。 自然，中国老的作品，并不是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现在既还用方块字作我们表现的工具，我们就该知道以前的人曾经怎样运用这个工具来着。而且，从前的人们，在思想上既不敢冒险去乱说，他们只好在文字上想办法。所以，文字在前人的手里真讲得起千锤百炼，值得我们去学习。我觉得，能练习练习旧体文，与旧体诗词，对我们并不是件白费功夫的事。 用世界文艺名著来启发，用中国文字去练习，这是我的意见。 其次，我们于上述两点之外，还该扩大“遗产”二字的意思，把社会情形也放在里边。因为，假若我们已读过希腊，罗马，中古文艺复兴，以及近代的西洋文艺名著了，也已从李杜苏韩学过诗文了，可是我们不明白目前的社会是什么，我们便势必写出有伟大的企图，而内容空洞的东西，那才冤枉！社会上的一切自有根源，书是世代相传下来的，我们应把这文化视作遗产，而后下笔乃能有物。我们应当批评，但先须“知道”。《红楼梦》虽不能启发我们什么，但它描写的那一部分的人生的确是中国样子，使人相信。假若我们只闭户读文艺遗产，而不睁眼去看社会，便只认识了死的灵魂，而忘了活的世界，恐怕便要变成唐吉珂德式的写家，而到处闹笑话了。 载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文学创作》第一卷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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