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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虽然人人口中会讲,可不见得照样写下来便能成为文章。能出口成章的人是不多见的。一般地说,在日常讲话的时候,我们往往并不把一句话说完全,而用手式与眼神等将它补足;往往用字遣词都并不恰当,只要听者能听明白大意,就无须再去用力的找合适的字眼儿,往往我们绕着圈子说了许多废话,才把事情说清楚,只要听者不讨厌我们的絮絮叨叨,我们便乐得信口开河;往往我们赞美一个人或一朵花,我们并没有费力去找出最恰当的最生动的,象诗一样的词句,而只顺口搭音的说几个:“真好看!”“真漂亮!”——这样的词句其实一点也没道出那个人或那朵花到底是怎样好看。 赶到我们一拿起笔来写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我们的手式与眼神不再帮忙了,我们须把每一句话都写完全。句子不完整的,永远成不了好文章。一句便是一段里的一思想单位——它自己既须是个独立的整体,同时又与它的前面的和后面的句子有逻辑上的关联。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必须用句子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说出,如歌唱那样有板有眼似的。我们不能只说出半句,而把下半句咽在肚子里。人家是从纸上读我们的话,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到咱们肚子里来找那“尽在不言中”的下半截儿。 每句都要成句,每句必是个清楚的思想的单位。 说话的时候可以马马虎虎,不必字字恰当。作文章可就必求字字恰当,我们要想,想,想了再想,怎样设法找到恰当的字,好使读者感到“读你一段文,胜谈十日话”!文艺中的言语,是言语的精华。文艺的可贵,就是因为它不单报告了宝贵的人生经验,而且是用了言语的精华报告出来的——它的语言象一个一个发亮的铜钉似的,钉入人们心里。 废话,在文艺里,是绝对要不得的。在茶馆里摆龙门阵,废话也许是必需的;但是,没人愿意从文艺中去看废话。文艺的价值就是在乎能以最经济的言语道出真理来。我们要想,想了再想,想怎样能够把语言制成小的钥匙,只须一动,便打开人们的心锁。世界上好的诗,和好的散文,不都是这样么?请不要说:“文字有什么关系呢,我所关心的是真理呀?” 哼,请问,你从那里听到过有真理的废话与糊涂话?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用“真好看”或“真漂亮”一类不确切的形容去敷衍;在作文章的时候若仍用此法,我们便是自认无能。一般的人,活了一世,并不一定会看会听,辨不出哪是美哪是丑。他们来在世上,只是作了几十年的“走马观花”。幸而有些人,会看,会听,会看出一朵花的美,听出一只啼鸟或一股流泉的音乐。不但会听会看,他们还有用言语把它们写出来的本事。他能使世人,因为他们的精辟独到的形容,睁开了眼,打开了耳。同样的,他们使世人知道了是非曲直。你看,文人的责任有多么重呀!是的,我们要认真的看,去听,去思想,好把世上那最善,最真,最美的,告诉给那些走马看花的人们。我们的形容与描写是对人对事对物的详尽观察与苦心描绘的结果,而并不是“天气很好”的顺口敷衍! 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造言语! 载一九四四年七月十日重庆《新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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