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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全上海都被孤军营英勇抗敌的行为感动。虽然中国军撤出了闸北，日本人占领该区，第八十八师的五百多位弟兄在谢团长指挥下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英军和美军当局再三允诺让他们到国际区避难，叫他们解除武装渡河，这一群勇士却坚守下去。日本人投手榴弹进屋，孤军营就由窗口伏击日本兵。那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又在闹市区，难以使用大炮轰击，日本人在附近屋顶上搭架，以便对它开火。
群众却由河岸的国际区这边观察双方开火的情况，丹妮也和玉梅一起去看，却正好看到一位中国女孩在枪林弹雨中沿河游去，把一面中国国旗送给孤军营。少女回来的时候，旁观者呼声响彻云霄。国旗升上了仓库的屋顶，在蓝天中随风飘摇。一丝阳光穿透云层，在红底蓝徽上映出一道金光，象征着中国人民辉煌的勇气。丹妮不觉流出泪来。
她被这面国旗感动，她为戴钢盔的中国狙击手和黑裙棕衣的女童军感动，内心颇为同胞而骄傲，她庆幸自己逃出天津和北平。她比过去更爱中国了。
博雅还没到，老彭也不耐烦了，距他们上次去柏林敦旅社，已经过了七天。他们自感和经亚、阿非他们不太熟，不好意思打扰，但是老彭打电话去那家旅馆。
“不，博雅还没回来。”
第二天他们又去找阿非，建议他们拍一份电报，那是十月三十日。阿非答应拍电报，但是军事电讯优先，一般电报则要好多天。
丹妮每一个小时都在等回音。这几天下大雨，街上一片惨状，难民来回奔跑找栖身之处，也有人站在外头淋雨，使他们心情更糟。第四天北平拍来一份电报，说博雅夫妇在七日成行，大约十二日或十三日到上海，船期根本不确定。
上海战况改变了。经过七十六天的英勇抵抗，中国军队已在二十七日放弃闸北。第二天早上敌人发现闸北一片火海，战线已经转移西郊。
但是十一月五日，日本兵在杭州湾的乍埔登陆，眼看就要切断铁路以及中国军在杭州的右翼。日本兵向淞江进发。中国人必须建立新战线，于太湖四周延伸到八十五里。到南京的交通更困难了。
老彭不知道如何是好。若他等到博雅来，或许内地的交通已全然断绝，只能迂回走南道，那对老彭的生活水准来说又嫌太贵了。战局移向内地，他不想留在上海。
战争确实会带来奇妙的改变。由于打仗，丹妮才离开天津舒适的生活，与老彭、玉梅凑在一起，而几周前他们还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呢。老彭越看丹妮，愈觉得她可成为博雅的好妻子。她具有贤妻良母的一切小优点，她干涉他个人习惯的态度更显得她是一个倾向正常的女子。她爱整洁，连同玉梅把他们的小房间弄得清爽宜人，与外边紊乱的环境成对比。她们以主妇的智慧，将小东西塞起来，将包裹收好，沙发永远干干净净，他忘记盖的热水瓶，丹妮总是把它盖好。他一直相信她具有温暖和热情的本性，可当博雅的好情人。她说要和博雅找一个地方同住下来，两人遗世独立，而语调中充满热情，可见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过若是热水瓶始终开着，或开罐器放错地方，那么世间一切理想主义都没有用处。
他们只有一间两张床的小房间。女人全赖床帘来遮掩自己，但是旅社为求通风都用现代松松的床帘，作用不大。只有晚上才互不相见，他们总是熄了灯才脱衣服，最窘的是玉梅。
白天老彭常出去，在街上瞎逛，他对衣食却不注重，他的原则是饿了才吃，因为肚子不按时饿，三餐就没有规律。有时他很晚才回家，丹妮问他吃过没，他说吃过了，半小时后肚子饿了，才想起来还没吃晚餐呢。
他只有早餐较定时，丹妮劝他每天早上要喝一杯牛奶，并亲自看他喝下去。他老是嘲笑都市的奢侈，厌恶现代生活的夸张，但是他曾计划要开乳酪场，又读过不少资料，对牛奶颇有信心，所以他早餐时桌上少不了牛奶。
“别忘了喝牛奶，”丹妮常说，“我们不知你一天吃什么。”
老彭大笑：“我一天吃什么？别傻了。我们吃得太多啦。一般人和乞丐的孩子吃什么？我们的生活都不对。你若做粗活，干得真饿了才吃，你什么都吃，食物也消化进身体……”
但丹妮只关心他的福利，使他很感动，丹妮常常用天真而尊敬的方式，要他明白早饭后用热毛巾擦脸，又叫他站直，出门前要先刷刷长袍。
“你怎么不戴我给你买的新帽子呢？”
“我从来不戴帽子。”
“但是也许会下雨，你会感冒的。”
“别担心。我没有帽子还不是活了一辈子。”老彭不戴帽子就出去了。
“他好固执。”丹妮说。
不过事实上老彭已开始习惯他所谓女人的“暴政”。丹妮经常清理烟灰缸，对他是一种沉默的谴责。两位女士也把替他整理床铺后才吃早饭视为是她们的天职。她们负责洗衣服，每天早晨都向他要手帕。头几天老彭说他会洗，但丹妮说这是女人的工作。
“我们年轻，你应该被服侍。”她补充说。
老彭很高兴有人尊敬他年长，于是由长袍口袋里掏出脏手帕来。
“只闻他的手帕，就知道头一天吃什么。”丹妮对玉梅笑着说。
“昨天他吃油条和烧饼——有油条味，前天吃粽子有糯米粘在上面。”
“他是一个好人。”玉梅说。
“是啊，但却很固执。我硬是没法叫他去理发。”
“你俩是好人。”玉梅说，“我有福气碰到你们，你应该嫁一个好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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