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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们时时提出一个问题：读什么书？如果是对于文艺有兴趣有志向的，往往问：如何研究文学？刊物上因此亦有特设"读书顾问"一栏，随时解答。鲁迅先生的遗著便是时常被提起的。事实上，鲁迅先生的遗著，也是被广泛地读着的。研究"鲁迅思想"的书，似乎也出了几本了。这都是可喜的现象。鲁迅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不但青年们不可不读，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探讨中国问题的人士，也应当读。这大概不是我一人的偏见而是凡有理性爱真理的人们的公论；问题在"如何"读。 读书，本来要有方法。不得其法，譬如两手掬钱，而没有绳子串联起来，终究不受用。读鲁迅著作，尤其要有方法。理由很明显，因为他的著作大部分是随时随地为了反抗恶势力、为了阐扬真理而写成的，他没有时间关起门来写一部有头有尾有间架，如古所谓"一家言"的著作。然则，鲁迅著作就不成为"一家言"么？他的思想就没有体系么？此又大大不然。浅识妄人曾以此讥鲁迅为"杂感专家"，但这适足以表见他们的无知与成见，不足以损鲁迅的毫末。现在凡是有识见、爱真理的人士，都承认鲁迅著作自成一家言，自有其思想体系，——尽管在形式上，是随时随地写下来的作品和杂文。正因如此，读他的著作，必须要有方法。 有一种读书方法我以为是不足取的：这就是"见木不见林"的读法。犯这毛病的人，譬如贫子骤入宝山，回黄转绿，目眩神摇，恣意掇拾，皆以章身。但亦止于章身而已，虽足炫人，自己未有受用。尝见有些文章，颇多引用鲁迅先生的文句，但细绎全篇的意义，殊嫌芜沓，因而鲁迅文句之被引用在内，正似丑妇戴了满头珠翠。也许他并不是存心这样做，——而且我觉得即使是存心这样做，亦未可厚非，因为至少他对于"珠翠"之可宝贵是明白的，而且也信服的。但是，我不能不说：所以致此的原因，恐怕还是为的犯了"见木不见林"之故。我们读一个思想家的著作，主要是为摄取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以增长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力、观察力，以及分析批评的能力，倘若这一点办不到，则记诵虽多，亦只能流于捋摘章句，为行文之装饰而已。但是为什么这一点办不到呢？恐怕还是因为未读之前，没有先立一个计划，换言之，没有先扼要地提出几个问题，作为研读的范围，作为攻钻的标的。 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博大精深的；如果要提问题以作攻究之范围，那就可以提许多问题。例如，在一般文化方面，就可有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西洋文化问题，中国吸收外来文化问题等等；在文艺方面，可有文学与革命，大众化，创作方法，文艺修养，等等问题；在思想方面，在社会问题方面，也同样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一种方法。但也有毛病，即太具体时，未免琐碎，而事实上仍不能包举无遗。而且这样极细地分类来研读鲁迅著作，恐怕倒反有碍于全盘的了解，结果亦会不自觉地陷于"见木不见林"的错误。 于是有人从大处来提问题了：从最近几十年社会的思想的运动底几个阶段，来研读鲁迅著作；例如初期的启蒙运动，“五四"期的新文化运动，"五卅"以后的社会的思想的运动，来研究鲁迅的思想在各时期的贡献和影响。或者，换一方式，从民主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来研究鲁迅。这是比较好的方法。好处是：可以对鲁迅思想得一全盘的了解，可以使鲁迅的文化功业和当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因而他的全部著作成为活的指针而不至被当作死的教条，并且，由于不把鲁迅思想孤立起来研究，可以使我们明白"现在"如何从 “过去"发展而来，而"未来"又怎样孕育于"现在"之中。虽然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十分完满的运用这一方法的研究的成果，但这一方法之正确，应该是无疑的了。 然而这应当不是说，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也是正确的）提问题来研究的方法。 许季弗先生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一九○一——○三年），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见《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一辑许著《怀亡友鲁迅》）试悬此相联的三问题于座前，而读鲁迅著作，我们将得怎样的答案呢？请一述我自己的感想：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Gmanist中间的一个，——鲁迅！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伏尔泰是这样的，罗曼罗兰是这样的，高尔基是这样的，其他各时代各民族的站在思潮前头的战士莫不是这样的，鲁迅也是这样的。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窒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这是各时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鲁迅先生，则于"同"中更有起特殊者在。这特殊的什么，乃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现在则镣索重重的"东方文明"古国之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所产生而养育的。讲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儒家者流，确已说得很多；然而这些美丽动听的词句，经过现实的天气，就露了马脚。鲁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的美丽动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图案和规章，而追问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伟大的Humanist的事业，一句话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中的芝兰。然而不是每个从事于这样事业的人都能明白认出那些"萧艾"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长，又在什么条件之下，那些"芝兰"方能含葩挺秀。中国古来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种明白的认识。"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下，会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此即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长时间中，在秀丽肥沃的大陆上，而且是在周围近邻的异民族的文化水准都远不及我的优越感的陶醉中，它的国民性将有如何的特点，而此等特点对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其为祸为福又如何？这些都不能不是每一热爱自己的民族与文化的人士必须严肃追问的。然而我们古来的哲人又给了什么解答呢？最近八十年来，我们一点一点知道除我们这民族以外，世界上还有不少同样优秀而且现今驾乎我们之上的民族了，这些民族的民族性也渐渐从书本上（可怜，还只是从书本上）被知道了一点。然而我们自己的呢？”最缺乏是什么"？"病根何在"？似乎最多的还是空洞抽象，从什么精神，什么本性，甚而至于从人为的畸形的礼俗，去找解答。 鲁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这三个相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或许我们觉得他的答案还没达到结论的阶段，然而每一个无偏见成见而爱真理的人，一定能承认他的毕生努力已经给这三个相联的问题以无限宝贵的启示，而且他是第一个"从旧垒中来"，看得格外分明，又能依据进步的科学观点，从物质基础上对这相联的三个问题下解答的。 在他逝世五周年的今日，我们是不是应该试从这相联的三个问题上从事于他的著作的研究？我相信是必要的。我以为从这相联的三问题下手，也许比从其他方面下手，更能把握到鲁迅思想的中心罢？ 即以《阿Q正传》而言，如果这阿Q作为农民的或流浪无产阶层的典型来看，也不算刺谬的话，那么，是否我们倘把他代表了国民性的某几方面来看，能够更引人深思，更加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是不是从"阿Q相"上，我们找出了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一些什么，及其病根来？我想是必然可以的。 人类创造了文化以征服自然。同时亦要征服人的原始性，以及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所自造的阻碍"人性"向真美善发展的种种人为的梏桎。所谓文化是"第二自然"，文艺家是人们“灵魂的工程师"，都是从这意义而来。"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不能不是我们最大最终极的目标。为求"最理想的"，我们不能不抨击那些非理想且不合理的，鲁迅先生一生努力在此，——建设从破坏中来。一切伟大的Humanist莫不皆然。 九月二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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