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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朋友，假定你到那些"复苏"的区域走走，那么你也许会当真乐观起来。你如果同一些小商人谈谈，他们就会带着回忆的愉快告诉你：“去年各业都有起色！"而这所谓“各"业，确是不打折扣。布店、衣庄，都有盈余；有一家三万元资本的衣庄去年一年中竟净余了八千多！因为一般小农在过去三年里实在穷得太枯了，去年手头略有几文，不能不添件把布衣。绸店也做了好生意，那是富农们作成的。日用品店，更不用说，它们反应着农民经济的荣枯，竟比风雨表还灵些。至于各业之首的当票，最近四五年是只有当进去没有赎出来，因而使得住在都市里的大老板们时时愁眉苦眼的，但去年大老板们也笑逐颜开了，——因为从夏到秋，赎当者如潮拥至，而从冬初到年尾，当当者又常常挤满了一天井。乃至于专卖"饮片"的药店，也是生意兴隆；他们的感谢"老天爷"是双重的，为的"老天爷"不但赐给了丰年，也赐给了"暖冬"，使流行病大增。最后，甚至于米店，也大赚其钱。不是丰收么？但农民们刚刚收了新米，催陈粮的公务员就上门了，农民只好把收成的大部分拿出来卖钱，献与国家，到了冬季，他们颠倒要去买米来吃了。至于他们买米的钱从何而来呢？敬爱的朋友，请不必着急，农民们有他们惯用的救急法门：一是把刚刚赎出来或制成的衣服送进当票去，二是指着今年的收入（主要是春茧）去借高利贷。而那样的"慈善家"在乡镇上是多到不可胜数的。 新闻纸上虽然屡次报告"农村经济复苏"，然而去年一年内"复苏"区域内的农民究竟收入多少，却没有个统计。我也找不到这种材料。但我偶然知道了去年一年内农民们主要的支出。这是T县的一位公务员说的：“去年下忙，全县所收粮银，约计十五万元，其中半数是陈粮。全县全年粮串本为十二万元许，去年连陈共收三十余万。"敬爱的朋友，我带便告诉你：县全县人口不过十六万六千，而种田人至多亦不过T十二三万人，倘以平均每户五口计算，则为二万四千余户。 我们再假定T县农民去年一年用以维持生活的钱，——主要的就是流进了各业小商人的荷包使他们欣然色喜相告"各业都有起色"的，——也有这么三十万罢，那么，朋友，这笔账请你自己去算罢。 所以，报馆里的访员如果根据了各业的盈余和公家的税捐收入来估量去年的"农村经济"，则说一声"复苏了"，当然是理由十足。 然而，事实的真相怎样呢？我可以把说过"各业都有起色"的小商人们的下半段话语也写出来罢。"不过，今年呢，"他们脸上的喜气消散了，"生意可就难做了！各项物价都在飞涨。去年下半年比春季已经涨上了三分之一，但今年春季又比去年下半年涨上三分之一了。今年一块钱只能当三毛钱用呵！即使今年春秋两收也能象去年一样好，可是我们的生意比起去年来，一定要打个折扣。物价涨的太猛了，乡下人靠年成得来的几个钱经不起一化呵！" 那么，农民的收入，能不能跟着一般物价的飞涨而提高呢？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不能！农民手里有茧子的时候，茧价一定跌；有米时，米价一定贱；乃至桕子等等副农产物凡在家民手里时一定卖不起好价钱！然而非农产的日用品的价格却是步步高涨的。 并且年岁好了，地主们就要加租。县有两个地主，共有T水田四五百亩，都是佃给贫农的，去年秋季，这两位地主先生拣定了十三家佃户下手：加租，又不认"二五减租"。十三家佃户不服，地主就去告官；"二五减租"是皇皇法令，然而不知为什么，那官司至今未结，而县里每次开庭，差役下乡传佃户，又有"照例"的需索，名为"船头钱"，到现今，十三家佃户所化的"船头钱"，每户已达八元几角了，这十三家佃户快要不能支持下去了。但同属于那两个地主的佃户有百来家，属于其他地主的佃户也有数百家，最近开了一次大会，决定每家省下一斗米的钱来作为那十三家佃户打官司的后援。必要时，每家尚可加摊二斗。官司能否胜诉，尚不可知，但佃户们岂非平空又多加了一项支出么？ 如果"农村经济复苏"的意义是指农民们生活的改善，而不单是官府多收了粮或小商人多做了生意，那么，上述的一切事实应该作怎样的解释？我们只看见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钱从农民们手里经过，很快就没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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