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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委员会派人到后台来对大家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 “廖仲恺先生被人暗杀了！” 廖仲恺先生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强，非常得到人民爱戴的革命领袖，又是一个坚决反对内奸，全力支持省港罢工的人，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周炳就哭了。戏正演到半拉子，因为这里马上要开紧急代表大会，不能不腾地方，只好临时宣布停演，一下子戏场里的秩序搞得很乱…… 每一个广州人恐怕到现在还能够回忆起来，在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到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这七个月里面，他们经历了一次多么严重的精神上的混乱。在早些时候，他们曾经这样想过：所谓进行一次国民革命，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大家一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应该采取罢工、罢课、罢市的方法，甚至不惜最后诉之于战争。他们可能想得过于天真了一些，过于简单了一些，过于直线了一些，然而他们是真正热情地这样做过来的。有些人，比方说像区桃，就是在这种信念之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距离区桃被帝国主义者阴谋杀害还不到两个月，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门口被人暗杀了。这不能不在人们的精神上引起极度的混乱。区桃被人谋杀，那是容易明白的。至于廖仲恺先生，他是意志坚定，热情澎湃，精明强干，为人们爱戴的革命领袖之一，为什么要谋杀他呢？谁谋杀他的呢？怎样谋杀他的呢？这些问题，在那个期间，谁也弄不明白。因此，在这七个月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国民革命到底要往哪里走。人们问道：国民革命还干不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还要不要？军阀还打倒不打倒？帝国主义还打倒不打倒？省港大罢工还要坚持多久？谁领头来办这一切事情，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是胡汉民，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 诸如此类。 九月二十日，当事情发生了一个月之后，在张子豪家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也在谈论这些问题。张子豪自从当了连长之后，把旧房子退掉，另租了一幢新洋房的二层楼居住。这里是朝南的一厅三房，十分宽敞。旧的家具都卖掉了，换了全新的藤制和杂木家具。他和陈文英都换了新衣服，他们一个七岁的男孩子叫做张纪文的，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叫做张纪贞的，也都全身上下换了新衣服。连招待客人的“雅各”牌饼干，“新基士”金山橙子，伦敦制造的杏仁奶油糖果，“斧头”牌白兰地酒等等，也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像这一家人是刚从别的星球来到广州似的。这天，张子豪、陈文英夫妇做主人，客人有李民魁、陈文雄、何守仁三个人。李民魁到得最早。六点钟吃饭，他五点钟就到了。到了之后，他结结实实地把张家的每一样事物恭维一番，然后说：“老学长，你这里的的确确象征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什么都是新的。但是我希望你那颗伟大的良心，还和从前的一模一样。”张子豪感慨地说：“那怎么变得了？我如今虽然投笔从戎，但是我还记得咱们刚毕业的那个夏天的晚上。在三家巷里的那一切，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儿。”李民魁说：“是呵。那时候，咱们都是多么天真可爱的人！算你有见地，你找到了一个盖世英雄的蒋校长。可是我呢？我该投奔谁呢？唉。”张子豪说：“怎么，你们陈果夫、陈立夫两位老板腰杆还不硬么？”李民魁又叹了一口气道：“嗐，那还是不定之天。咱们姑且走着瞧吧！”没多久，陈文雄跟何守仁也都来到了，大家一道入席喝酒。酒入欢肠，大家都兴高采烈。张子豪举起酒杯说：“这几年来，我想过许多事情。不能够说我没有一点心得。我们座上有共产党员么？我想没有。那好吧，干了这一杯再说吧。”说到这里，他停了一停，望了一望大家，大家都说没有共产党在座，于是干了一杯。张子豪做了一个虔诚的姿势，两手交叉着放在前胸上，说：“工人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农民、学生、商人也不行。共产党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国民党也不行。只有军队能够领导国民革命。只有蒋校长能够领导军队。你们说怎么样？如果是这样，一切妨碍国民革命的东西都应该肃清。包括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和其他一切的一切在内。你们说是么？民魁，你是无政府派，守仁，你是国家主义派，舅舅，你是英美派，我愿意听听你们的高见。”李民魁说：“立夫先生常常对众人谈起，蒋先生是总理以后的第一人。这是没有话说的。蒋先生肯实干，不像汪先生那样多嘴浮夸，因此各方面还没有完全服他。可是吴稚老断过：将来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服他的。”张子豪笑道：“吴稚晖是你们虚无主义老祖宗，他说了，你就信。”陈文英插嘴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人，愿上帝收留他。愿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何守仁非常诚恳地说：“如果拿胡、汪、蒋三个人来比，自然该推胡先生第一。论才学，论老练，论渊源，别人都无法相比的。但是他既然要出洋，也就没办法了。剩下汪先生虽然热情英俊，但是不及蒋先生多多了。人家说汪先生治党，胡先生治政，蒋先生治军，其实能够这样也不错。我的议论还是比较公正，不做左右袒的。”陈文雄大模大样地嬉笑道：“什么左右袒不左右袒，我都清楚。大姐夫为什么拥护蒋校长？道理很不复杂：这房子、家具、衣服、食品，蒋校长都给换了全新的，连我这两个小外甥都重新打扮了，为什么不拥护？至于我呢，可就不一样了。共产党胡闹，这一条没有问题。谈到拥护谁，是左派，是右派；是无政府派，是国家主义派；是黄埔派，是太子派；我想最好先别忙。让大家先看一看，谁真心从事国民革命，谁有本领驱逐帝国主义，安定政局，振兴实业，改善民生，大家就拥护他。我不吃谁的饭，不穿谁的衣，不住谁的房子，也不盲从谁。”张子豪打趣道：“说得好极了。除了‘共产党胡闹’五个字以外，全是一派共产党口吻。其实共产党也为衣、食、住。难道他不吃饭？不穿衣？不睡觉？不过不要紧，舅舅既是反对共产党，咱们就是一家。难就难在将来的舅母，不知是否也一样齐心！”往后，话头就转到周泉身上。大家都觉得她人好，不固执，没成见。谈到周榕，大家觉得他有时跟周金走，有时跟陈文雄走，没有定性。大家又觉得，既然同学一场，又起过誓要互相提携的，就应该拉周榕一把，使他走上正路。这样吃吃喝喝，谈谈笑笑，不觉一直闹到二更过。 九月二十日是阴历八月初二，也是中医杨志朴的生日。同在这一天的下午，杨家也大排筵席，在师古巷的住宅里请亲戚朋友吃饭。陈杨氏、周杨氏、区杨氏都早来了，区华也到得很早，周铁提前收工，也赶来了，只有陈万利没到。小一辈的周金、周榕、周泉、周炳、区苏、区细、区卓、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都到了，只有陈文英、陈文雄姐弟俩，说有事不能来。杨志朴为了陈家父子三个都不来，觉得很不高兴，但也只放在肚子里，没有说什么。酒饭过后，周金、周榕、周炳、区苏四个人跑到杨承辉的房间里聊天，也谈起国民革命的问题。周金坐在杨承辉的床上，身上所穿的运动背心卷到胸前，露出半截身子，右边的裤管也卷到大腿上，露出满腿的黑毛。他用手拍着床前的书桌，嘴里一面骂着粗话、一面说道： “我操他祖宗十八代！那些内奸，你们把他当成人看？我只当他是畜生！我早就说有内奸了，你们不信，如今怎么样？——千真万确：社会上有，政府里面有，罢工委员会里面也有！如果没有，为什么连苏兆征都有人造他的谣？”周炳、区苏、杨承辉都拿眼睛望着周金右手那只叫机器轧扁了的大拇指，没有做声。周榕踌躇了一下，就缓缓说道：“不是我们不信，文雄表哥和我都认为社会上、政府里有内奸，只是罢工委员会里不会有。李民魁大哥和守仁哥他俩是说过不论哪里都没有内奸的话，不过他们也是出于好意的，顶多是过于忠厚罢了。”周金十分生气地说：“忠厚？我不相信你那些大哥、小哥是什么忠厚的角色。我只知道，有些人是五分钟热度，有些人是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热度，你不妨拿怀疑的眼光去看看你那些大哥、小哥，还有表哥！”听见他这么说，大家全把脑袋耷拉下来。周炳特别感到不满意。他暗自思量道：“按大哥这么一说，李民魁、何守仁、陈文雄都是可疑之人了，那怎么会呢？不，不会的！他们都是纯洁的青年，都是爱国的志士，都是全力赞助省港罢工的好人。……”想到这里，他不觉脱口说道：“要是这些人都不可靠，那么，剩下国民革命叫什么人去干呢？”周金说：“怎么会没有人干？真是小孩子说话！共产党不在干么？国民党左派不在干么？还有工、农、兵、学、商，你怕没有人？内奸总是祸害，不肃清不行！”周榕说：“要是那样干，国民党里面的达官、贵人、名流、学者都会跑光的。——于是，国、共就会分裂，国民革命就会流产。那未免太可惜了。”杨承辉说：“那有什么可惜的！革命就是要革个彻底，对那些人迁就一定会给革命带来损害。我倒认为干脆点好。谁不干，就滚开！我们有了工人，有了学生，就算没有其余的人，你怕那些军阀推不翻，你怕那些帝国主义打不倒！”周炳听了，虽然觉得也有道理，但是心中的疑团究竟解不开。当天谈到很晚，才各自回家。又过了几天，有一次，周炳在陈家的客厅里碰见陈文雄和何守仁，他问他们国、共是否会分家，省港罢工是否会失败，他们都异口同声说不会，这使他更加觉得周金的怀疑没有道理。他和陈文婷谈起，两人都觉得纵然社会上动荡不安，革命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乐观的。 忙忙碌碌又过了半个多月。到了阳历十月“双十节”那一天清早，何应元在第二进北房他自己的书房里，把何守仁叫了进去，说：“阿仁，我那宝安税务局的差事，昨天发表了。我以为他们不会要北洋余孽办税务，谁知也不尽然。我把这桩事儿告诉你，等你也欢喜欢喜。”何守仁穿着藕灰色绸衫裤，白缎绣花拖鞋，勉强笑了一笑，就坐下来，又是方才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并没表露多大的欢喜。这一年来，他自从向陈文娣求婚被拒绝之后，就成了个悲观主义者，觉得人生漆黑一团，毫无意义和价值。何应元虽略有所闻，但也无法为他宽解。过了一会儿，何五爷又说：“听说你在什么地方瞎捧了胡展堂一阵，有这回事么？”何守仁说：“有这回事。”五爷说：“这就不对了。展堂固然好，但也不能一成不变。你是学政治、法律的，你应该知道政治上的事情不能一成不变。最近我看，介公的才华手腕，不但不比展堂弱，那见地魄力，还有过之。就是北洋大老之中，也找不出几个这样的角色。目前他固然还有些轻狂的言论，但是一旦到了成熟期，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中流砥柱。”何守仁觉得没有趣味，就漫应道：“哦，是么？那往后瞧吧。”五爷觉着没办法，就单刀直入地说了：“你已经二十三岁了，大学也快毕业了，我看结婚算了吧。”何守仁一听，连忙站起来抗争道：“不，不，我不愿意结婚。我要独身过一辈子。”五爷也生气了，大声训斥道：“胡说！我要你马上结婚！你应该有点上进的志气，不应该在男女家室的小事情上，一成不变，弄得呆头呆脑！”何守仁用细弱的尖声大叫道：“不行，不行，我要坚持我的独身主义！”说完转身就走。五爷又好气又好笑，他用手搔着耳朵背，喃喃自语道：“独身还成为一种主义，真是不通之至！真是妙不可酱油！”吃过早点，他就去找陈万利，告诉他宝安税务局的事情，还问他对蒋介石的观感。陈万利说：“过来过去，还是你们当官的好。你们腰藏万贯，没人知道。我们背了万载的臭名，人家天天骂洋奴买办，实地里却弄不了多少。说到蒋介石这种人，你看人有独到之处，我不敢驳，至于我自己，我宁愿多看两天。有朝一日，他把共产党杀光，我就相信他。”何应元说：”原来你也要杀共产党的。我还当你要跟共产党对亲家呢！”陈万利捧着脑袋说：“五哥，别提了。我们陈家的姑娘好像一点本事都没有，只会找共产党的新郎，把我的肚皮都气破了。”何应元说：“也不是我敝帚自珍，实不相瞒对你说，我家阿仁和你家二姑娘，倒是天生一对！”陈万利说：“那敢情好。我也不是毫无所知，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人家讲自由哪！”何应元临走的时候，向陈万利献计道：“你应该给令媛讲清楚，共产党猖狂不了几天……蒋介石是个深谋远虑、奇智大勇的人……廖仲恺身上所受的不过是第一枪……如此这般！”客人走了之后，陈万利果然把这些话对陈文娣说了，文娣又将这番话对文婕和文婷说了，霎时间把这三位姑娘吓得坐立不安，心惊肉跳。 到阳历十一月，秋风一天比一天紧了，鞋匠区华家里的牛皮也因为天气干燥而翘起来了。有一天，吃过晚饭之后，区苏和她爸爸说：“爸爸，你要能够去周家跑一趟才好。我们大姨妈家是大财主，人家迟早是要拿共产党开刀的。可是我们二姨妈家那些表兄弟姊妹，都把陈家那些少爷小姐，当做香橼，当做蜂蜜，闻了就不放手，吃了就不走开。有一天，终是个祸患！”区华把他大姑娘细看了一番，觉着她说的是，就欣然同意，放下皮鞋，换了布衫，从城东南走到城西北，去对周铁说去。见了周铁，他第一句就说：“二姐夫，我是不相信什么省港罢工，也不相信什么国民革命的。那全是空话。都因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几时见米便宜了一两，柴便宜了一斤？阿桃死，是白送死。人家说她死得英雄，我说她死得冤枉。你得跟那些年轻人说一说，也开导开导他们：别那么相信那些官场的话。他们高兴了，要你罢工。他们不高兴了，也可以要你回‘老家’去！”周铁叹口气说：“你说的真是金玉良言，可得他们听！那些混账东西就是不安分。咱们忍辱偷生，一辈子还过得这么艰难，现在他们这样不安分，怎么了局？”区华第二句就说：“二姐夫，我一齐说了吧，我们阿苏对你们阿榕，是有点傻心眼的。她只怕她知识不高，攀不上。你看给他两个拉在一起，怎么样？”周铁顿着脚道：“嗐，真是！在这些表兄弟姊妹堆堆里，我最心爱阿苏。人品性格，手艺针线，都没得说的。可是你叫我怎么办？人家天天都讲的是自由，叫我连嘴都不敢张！连隔壁阿婷，年纪都那么大了，半夜三更还跟我们那个小的在房间里说这说那。我只能当做没看见。”区华见不得要领，没坐多久就走了。客人走了之后，周铁走进神楼底，和周炳说：“这几个月来，就听到许多不好的消息。罢工的事情，是勉强不得的。不要帝国主义没打倒，自己倒先到了望乡台！你大哥停工的天数，一个月比一个月多了。你二哥的学校里，也请了别人代课了。我说了多少回不听！光罢工行了？连饭也不用吃了？你千万不要这样。白天上课，晚上不温习，光到罢工委员会去胡搞，那是不行的。将来要后悔的。”周炳听了，一声不响，铁青着脸儿走出门口，坐在枇杷树下的石头长凳上。何守义、胡杏、何守礼都在巷子里闲耍，周炳把他们叫到跟前，问道：“帝国主义打死了咱们的同胞，咱们就要站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可是有人要当内奸，要破坏省港罢工，这些人是不是卖国贼？”八岁的小演员何守礼立刻回答道：“卖国贼，凉血动物，怎么不是？”十一岁的丫头胡杏点点头，笑一笑，不做声，好像怕周炳给她当上似的。十三岁的何守义打着他哥哥何守仁那副腔调说：“唔，帝国主义很凶，像老虎一样，会吃人的，这谁不知道？偏你要去惹它！”周炳苦笑一声，又不睬他们了。 十二月，北风起，形势更加险恶。对罢工委员会什么好听的话都传出来了。周金、周榕、周泉、周炳、杨承辉、李民天六个人，这天喝过午茶之后，都回到罢工委员会交际部办公室来，一直继续谈论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态度问题。杨承辉坚持自己的意见道：“哪一个工人不清楚：国民党是没有诚心去干革命的，他们只想争地盘，升官发财！国民党里面有少数好人，也是束手无策！工人们都知道，要革命，只有依靠共产党。”周金说：“所以嗄！共产党如果把这些肮脏东西全都揭开，对全体民众讲清楚，我相信工人、农民、军队、学生，都会站到这边来的。这叫做你不干拉倒，我来干。”李民天说：“周大哥，这恐怕不行吧。广东是人家的地盘，人家就是主人，咱们只是客人。喧宾夺主，怕对大局不利。段祺瑞正在说咱们赤化，咱们当真赤化了，不是凭空给他添些口实？”周榕接着说：“不添口实又怎么样？这我倒不怕。我是相信共产党的。我只怕倘若国民党当真不干了，咱们的力量太孤单，干不成器！”周泉小心翼翼地两边望了一望，才说：“我真怕听你们这些人讲话。动不动就是打打杀杀的！怎么干得好好的，又想起散伙来呢？我想存则俱存，亡则俱亡，这才是正理。大敌当前，自己人只当少说两句。受得下的就受，忍得下的就忍！”李民天最后说：“我看总想得出一个办法，既能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又能使国民党的大老们满意的。”周金讥笑道：“这个办法到哪里去找？你回去翻翻书看有没有？”李民天听他这样说，不觉满脸绯红。周金也有点懊悔，就转口说：“我不过是说万一国民党当真不干，咱们还要坚持下去。其实现在，咱们还是拥护国民党来领导的。共产党有政策在，我是要服从的。咱们大家从今天起，还是分头去活动，尽量争取更多的人来支撑大局才是。只要咱们自己团结得紧，敌人是作不了大恶的！”这才把大家说得重新高兴起来。 不管怎么说，周泉的心里总有一道阴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她和陈文雄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但是她看见陈文雄和自己几个兄弟的关系，却一天比一天疏远。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会怎么样呢？她把这个问题，足足想了一个月的时光。在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一月的一天晚上，她把自己的种种疑虑一齐告诉了陈文雄。那年轻的，别人管他叫“外国绅士”的工人代表笑起来了。他说：“你担心什么呢，小鸽子？别让纷纭的世事损坏了你纯洁的心灵。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可那碍着谁的事呢？我自信是比较公正的。我不轻于同意阿金、阿辉他们，也不轻于同意张子豪、李民魁、何守仁他们。阿金、阿辉他们是豪爽的人，是一条肠子通下肚子里的，这我也知道。大姐夫，李大哥，何家大少爷，他们各有各的鬼名堂，这我也清楚。”周泉低声妩媚地说：“表哥，你不觉得我大哥、二哥、阿炳他们和你更亲近一些么？你要是和他们一致，对我来说，会更加好处一些么？”外国绅士笑得更加甜蜜了。他说，“你还是不明白。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上的亲疏跟血统上的亲疏完全是两回事。外国很多父子不同党的。小鸽子，你把爱情跟政治分开吧。让我们来享受爱情的甜蜜，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吧！”周泉一听也对，就再不说什么了。 像周泉这样的苦恼，陈文娣也是有的。她还多一重烦恼。因为她爸爸陈万利越来越明显地反对她和周榕的恋爱。二月间，阳历元旦过后不久，她有一次和周榕去公园散步，顺便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榕热情激动地说：“娣，不要有任何一分一毫的怀疑。我可以用人格保证，也可以用生命保证，共产党是对的。我请求你，娣，你应该帮助我把你大哥拉到真理这边来，要他鲜明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你能够答应么？”那兴华商行的女会计感到他的爱和他的信任，就说：“我当然答应。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后来想了一想，她又加上说：“可是，我自己还没有想得透彻呢！”周榕紧紧搂住她的腰肢，孩子撒娇一般地追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说过永远跟我在一起的么？”陈文娣平静地回答道：“是这样。永远的永远。自从我中了‘桥比特’的箭之后，我就决定献身给他。二表哥，我的感情整个是属于你的，但是我的理智不完全是这样。为了证明我是一个‘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为了爱情和自由，我不怕任何障碍，我什么都能够做出来。但是在政治上，我怀疑你是偏了一点。”周榕没法，摊开一只左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类似的争吵，在周炳和陈文婷之间也经常发生。关于动荡不安的政局的种种流言、传说、揣测、疑惑和争论，他们都是听见了的。开头，他俩还相信一定会像他们所演的戏一样，雨过天青。可是后来，周炳照样相信国、共不会分裂，国民革命不会停止，省港罢工不会失败，但是陈文婷却相反，觉得国、共分裂不能避免，国民革命很快就要停止，省港罢工就要收束。这样，他俩之间就出现无穷无尽的争吵，一直吵了将近半年。一吵，周炳就赌气不理她，只顾没早没晚地和区桃的画像说话。对于学校的功课，他感到越来越厌倦；对于陈文婷，也感到越来越厌倦。可是过不几天，陈文婷又在神楼底门口出现了。她总是十分胆怯地说：“炳表哥，不生我的气了么？我又找到了一条花手帕，是桃表姐送给我的。让你看一看吧！”这样来买周炳的欢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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