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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为诸诗人崇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取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这人生文学，式样古拙，旋即消灭，除了当时的多数学生，以及现时的少数中学教员，能记忆某某名句出自某某外，在目前，已找不出什么痕迹存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一个谈近十年来文学之发展的情况的人，是不至于有所否认的。人生文学的不能壮实耐久，一面是创造社的兴起，也一面是由于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几乎成为文学见解的正宗，看看名人杂感集数量之多，以及稍前几个作家诙谐讽刺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惭为人忘掉了。 上面提及人生文学的没落，所据虽多在诗歌以外，然而诗歌的人生文学，却以同一意义而“不”人生文学的。 “京样”不能流行以后，海上趣味也使人厌倦，诗歌的方面，用最世俗的形容，应当穿上“洋服”才美观的时代就到了。我要学上海商人的口吻，不避采用更富市侩气的名词，“来路货”，在诗歌方面，有一种新的价值，这是我们全无力量去作否认的。格律废弃既为当然的事实，商籁体的分行，我们若不明白，便不足欣赏新诗，无资格评论新诗。在形式方面，自由诗人多数是那么守着新的法令才似乎配说“写诗”的。 在内含方面，一个诗人若不拘束他的情绪到前述两个极远的国度趣味里去，也仿佛不能写出一首“好”诗。目前的新诗，标尺既悬于这两类作家手中，若不读诗，那你还是一个自由的人，真可羡慕，若对于诗还不缺少兴味，你的兴味便不许你再有自由了。这种现象我觉得并不是好现象。 新的趣味除了用更新的趣味来代替以外，菲薄并不能动摇事实，所以我们只能等待。看看过去，未来的也就应当可以知道了。不过一个正在学诗的人，若尽随波逐流，也就未免太苦。还有一个读者，处到这种情形下，为了习惯一年一 换的趣味，他的头脑也一定如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当年政治局面变动情形下，永远是个糊涂的人，这现象真是很可怜的。 有人说，“诗人”是特殊的一种人类，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你们所见到的更“美”或更“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俗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人。同时他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惟独诗人有这个权利。“让这些天才存在，”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 我说，另外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这平凡诗人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常常也不免相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如此找寻他的结论。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字叫出来，却应忘记使人生文学软弱的诙谐刻薄趣味。莫严肃到文字形体的规则里，却想法使文学是“用具”不是“玩具”。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找寻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 说到这里自然我有一点混乱了。因为一个古怪的诗人，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更适宜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不过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仿佛很古怪的诗人，却不见到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所以我想象一个“不存在”的比一个“已存在”的会好一点。其实已存在的比未产生的更值得我们注意和希望，那也是当然的。他们都可以成功，伴着他们成功的，是他们的“诚实”。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方向上，自己若先就缺少信心，他们“玩”着文学，文学也自然变成玩具，出现“大家玩玩”的现象了。 现在应当怎么样使大家不再“玩”文学，所以凡是与“白相文学态度”相反而向前的，都值得我们十分注意。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不过，这功利若指得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迷胡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 说到这里我仿佛看到我所熟识的诗人全笑了，因为他们要说：“对不起，你这个外行，你懂十四行应当怎么分行押韵没有？你不是在另外一个时节，称赞过我们的新诗了吗？你说我们很美，应当怎样更美，即或说得是外行话，也不会相差太远。但你若希望我们美以外还有别的，你这外行纵说得十分动听，还是毫无用处的。” 我想，那末，当真莫再分辩了，我们让这个希望由创作小说来实现吧。事实上这里的责任，诗人原是不大适宜于担任的。一个唯美诗人，能懂得美就很不容易了。一个进步的诗人，能使用简单的文字，画出一些欲望的轮廓，也就很费事了。我们应当等候带着一点儿稚气或痴处的作家出来作这件事。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却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去呆头呆脑地干，都相差很远。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去找寻，从另外一方面去期待，会有人愿意在那个并不时髦的主张上努力，却同时能在那种较寂寞的工作上维持他的信心的。 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去。 六月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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