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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一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 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税纳捐，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口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提上一桶，献给国王。世界上作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糊涂得同傻瓜一样。这国王应属于第二 种人。这国王第一次尝到井水极好，就下了一个手谕，指定那村子里百姓，每天轮流派出一人，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应当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这一天别的事自然皆不能作了。国王命令既无从违抗，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人，因此那村里的人，大家就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 个办法，来逃避这差事。办法是离开这个小小村落，各自到别处地方去谋生。 消息为本村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禀明来意，那国王就说，嫌路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 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颟顸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作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成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受那个国王的欺骗，同时对于国王的存在，也从无一 人有所怀疑。现在就事论事，则情况已不大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分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口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征用以及其他摊派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愚弄人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过去的人把命运和权力全交给了天，国王既称天子，就有权任意处置一切。故作帝王的若本领好，能负责，肯作事，一切又处置得比较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作事，或不会作事，这个国操纵在军人或权臣手里，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累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股脑摧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得加以关切。尤其是被称为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的国家发展得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是合式的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一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 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为它的成立也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坏的坏下来若是几十年，要它好自然也得这个数目。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却常常不许他们对“时间”这种东西有何认识。比如在中国，提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民族特性的消失”，以及类乎此等问题时，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忧虑中便从无时间的观念在内。 故一切改良的企图，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时间安排进去。若这种对于一时间的疏忽可称为天真，那么，中国读书人的天真，实在比任何种人皆多一些！比如国家积弱数十年，要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的希望。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人下野了，代替而来的，必是个善于说话，在谈话中能把二十年的时间减至最短期间的人。本来需要十年的，执政者若说：“这件事至多三年，一切便可弄好。”只需要执政者把话说得极其得体，语气又漂亮从容，对国运怀了过分关切的读书人，就会很快乐那么自作安慰：“这好了，我们有了这样好领导，国家命运有了转机，知识阶级的出路有保障了。”事实上，则这些人所注重的，或不是“民族出路”的保障，而是“知识阶级”出路的保障。所谓读书人，学上古史，学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政治、艺术、哲学，……这一类少数的人，照例是欢喜发表意见同时也欢喜发发牢骚的。这一类社会上的中坚人物，既从自己职业上得到了生儿育女生活凭借，又从一国领袖处得到了一份说谎的安慰后，便会各自去作应作的事情，或收集点古物，或到处托人去打听会做饭菜的厨子，或年近半百尚怀了童心去学习跳舞，或终日无事便各处去转述点谣言，再也不过问这个国家一切命运了。这些人虽头上不能发现什么刻好的记号，也从不为国王挑水，但这种人的天真与理性是无从并存于同一头脑中的。 也有人说，使多数读书人，能够各自在职业上与嗜好上得到了生存的兴味，安分守己，不乱说话，泰然坦然的吃肉喝汤打发每个日子下去，是一种国家希望进步需要秩序时必不可少的基矗故几年来知识阶级的沉静与颓废，据他们的自辩，据乐观主义者或糊涂蛋代为说明，皆莫不以为这是国家一切事业渐上轨道的象征。其实假若这类人最低的理性，还可以许他们明白，“统治者假若永远是一群大小军人，日以抽收烟捐添购枪械为事，一群油滑政客，只会因循苟且支持现状，一遇应当向国民说谎时就胡乱说一阵，本身只是个军阀的清客，国家由这种人来处置，国家既无法持久，秩序进步也永远得不到。”那么，这类书生的生活与观念，或者也许就稍稍不同一点了。 事实上是古今作平民的，生活态度与观点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照例只注意到自己今天能不能活，不大注意明天。且同时只把善于解释解释政策的首领当成最可靠的首领，并不追究政策的得失。故所谓理性的进步，从某一点说来，我们不过指的是，现在的无冕国王，已想出方法派遣知识阶级挑水，同时在任何人的额角上，却看不出刻过什么显明记号而已。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北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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