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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是这些迷信儒术的文人武人，妄想巩固个人的地盘、饭碗与权力所作的一种极荒唐打算。就算这些军师这些大帅也希望中国比目前稍好一点，动机是“为国为民”，但他们的知识，只许可他们知道中国有几部经书、中国有这种政术，因此拿来应用，方法可并不高明。 读经既牵连所谓恢复固有的道德，道德是什么？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道德就个人言代表理性，重在节制与牺牲。（它对个人虽为牺牲，对社会人类则为利益。）它同法律性质稍稍不同，但用处却与法律相似。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道德即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产生，因此多数的道德无固定性，常随人类需要立一个标准，它的价值也就在那并无绝对固定性上面。它能控制人类行为，却仍然由人类行为支持它。人类自然不能缺少道德，但道德也同法律政治一样，有些本质不变，形式则常常得变动。有些此一时需要，稍过一时又毫无存在的价值。积极提倡道德的有两种人：一为政体统治者的帝王，一为思想统治者的宗教家。对道德取抗议态度的有三种人：一为有见识的思想家，二为诗人，三为革命者。前两种人照例拥护固有道德，后三种人却常常否认道德，修正道德，或创造一新道德和旧的相对抗。想要运用道德来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一 件可笑的事情，但至少得先明白它的变动性。一个有头脑明战术的现代军人，他训练士兵时，决不会要士兵抛下机关枪，来学习拉弓射箭。一个有头脑懂政术的政治家，他真会为民族打算，也就决不至于再迷信两千年前几本书籍所提到的作人作事方法可以救国！道德本身只是一堆名词，抽象而不具体，用到人事上时，还得把它很艺术的混和在一种形式里。要提倡“礼”，与其教人读一点钟的经书，不如要他们好好的列一次队，把学校规矩弄好，秩序弄好，礼就来了。要提倡“义”，若能把读经一点钟时间，换作爬山下水去救一个人，也似乎比较实在一些。其余所有经书上的道德字眼儿，无一不必需艺术的转到另一件事情上去，方能发生效果。若不明白这一点，却只抬出经书来，想从读经上作天下一统的梦，那与张宗昌当年翻刻经书，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比。纵将来经书流遍天下，每人皆熟读成诵，对国家本身的上下贫穷与遍地毒物，能救济不能救济？对国外的飞机，大炮，洋货，牧师，能抵抗不能抵抗？ 目前一些提倡读经拥护读经的人，除了军人还有不少名流大官。这些人自己是不是当真把经书好好的读过一遍，说起来就不免使人疑惑。若果每一个人真能平心静气，来把《诗》、《书》、《易》、《礼》、《春秋》精读一遍，再想想目前中国是什么样一种可怕情形，就会了然上古典籍不能应付当前事实，或许再也不忍心随声附和，让烟鬼的子孙还来用经书毒害一次了。 退一步说，当政者倘若有人读过经书，而且得到经书的益处，作人有大儒风度，作事具儒家精神，个人的确相信经书是一种宝贝，一副良药，且相信令人读经真算得是一种救国政策。那么，当前应该读经的，实为下面几种人：一，国民政府大小官吏二，国民党各级党员三，国内各种军人因为这些人正是当前社会国家的直接负责者，政治不良这些人必需负责。希望国家转好些，也就得先把这些人弄好。 广东、湖南政府有提倡读经的决心同勇气，最先就不妨用它来甄别官吏，奖惩党员，升降军人。如今上述三种人不闻有读经消息，却把它派给小学生，对子弟辈如此关切，对当前事如此马虎，使人觉得不易理解。 若说小学生即将来的民族中坚分子，也即是将来在这块土地上应付多灾多难命运的公民，要他们读经，为的是替他们将来设想。我们明白如今年龄八岁到十二岁的小国民，当他们二十来岁时，必然遭遇下面几种严重问题待他们解决：一，中国经济破产以后的穷困；二，中国因国际大战所受的蹂躏以及战事结果中国所受的宰割；三，中国因二十年来毒物流行所产生的结果。 若欲训练他们的身心，使他们将来长大时能应付这种困难局面，担负下这种沉重责任，目前最切要的工作，岂是读几本经书所能收效？目前湘粤负责者假如真肯为他们青年人设想，与其勒迫他们读经，不如在最近的将来，呈请中央，把全国学龄儿童来一个五年计划，施以强迫教育，输入几个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一，吃大烟的极不道德，爱国家用国货的极道德。 二，强健勇敢的极道德，懦弱懒惰的极不道德。 三，作人正直，坚忍，结实的极道德，遇事悲观不振作的极不道德。 四，迷信鬼神的极不道德，对科学有兴味的极道德。 一面用社会生活来培养这些道德观念，一面用法律来辅助教育所不及，务必使每个青年人具有一种新国民的性格，即当大难来临时，各自还有活下去的勇气与能力。且使他们在无论何等境遇下，皆不至于如现在负责者那么徒然迷恋过去，疏忽当前。使他们在无论何种情形下，又总不放弃公民的权利同义务；换言之，便是他们还想活，还预备好好的来活！五 年计划完成了，再来一个五年计划看看。要这样子，方算得真为他们设想！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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