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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棠是熟人,心武虽初次见面,前些日子已有书信往还,并读过他一些近作。林斤澜同志过去没有接谈过,他的作品,读得也少,因此,这次相聚,我特别注意他对文学的见解。 谈话间,斤澜同志提出了创作规律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应该从一些作家的文章中去寻找答案。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鲁迅的日记、书信、序文。至于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对于读者分析作品,用处大些,对于作家来说,则常常不易使人满意。斤澜同志说,创作规律,是否就是“真情实感”四个字。我说是这样。这四个字很重要,但还包括不了规律的问题。规律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乍一问,我也回答不清楚,不能装腔作势,就说我懂了。后来谈到语言问题。心武同志说,人物的对话,似乎有章可循。叙述的语言,则比较难办。我说,语言问题,是创作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作为文学,语言是它的基本要素。 但它并非单纯是一种资料,它与生活、认识,密切相关。对于语言,应该兼收并蓄,可以多读文学以外的杂书,比如历史、地理、各类学科的书。我叙述了我养病那些年,读了不少东华录、明清档案、宦海指南、人幕须知、朱批谕旨这类的书。清朝官书的语言很厉害,有刀笔风味。比如朝廷申饬下属,常用“是何居心,不可细问”这句话,这一句话,就常常能使一些达官贵人,濒于自杀的绝境。不能只读外国小说,语言还是以民族语言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说,语言的运用,应该自然。艺术创作,一拿架子,即装腔作势,就失败了一半。但能做到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白话文,虽有不少典范,也在不断进步,我们只要逐步阅览“五四”以来的作品,就会看出这一点。 有些作品能流传,有些不能流传,这里面就有个规律问题。比如萧红的作品,她写的也并不是那么多,也没有表现多少重大的题材,也没有创造出多少引人注目的高大形象,可是她的作品,一直被人们爱好,国内外都有人在研究,这是一个什么规律? 我以为创作规律,归纳起来,可以包含如下内容: 一、作者的人生观。(或称世界观、宇宙观。对文学来说,我以为人生观较恰切。)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不谈? 二、生活的积累。 三、文字的表现能力。 谈话中间,我说,现在的吹捧作风,很是严重。我对绍棠、心武说,如果有人给你们抬轿子,我希望你们能坐得稳一些。我说,我幼年在农村度过,官坐的轿我没有见过,娶媳妇的轿,我见得不少。这是一种民间表演艺术,和吹鼓手一样。在野外,还没有什么,他们走得很自然。一进村庄,当群众围观的时候,他们的劲头就来了。这些抬轿子的人,虽然也是农民,是一种业余活动,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仓促上阵的,他们训练有素。进街之前,他们先放下轿子休息一下,然后随着吹鼓手的“动乐”,他们精神抖擞起来。前呼后应,一唱一和,举足有度,踢踏中节。如果抬的是新娘坐的花轿,那步子走得就更花俏,脸上的表情,也就更来劲儿。 也不能忘记那些职业的吹鼓手,他们也是在通过夹道围观的人群时,大显身手。吹喇叭的坐在车厢上,一俯一仰,脸红脖涨,吹出的热气,变成水,从喇叭口不断流出来,如果是冬天,就结为冰柱。他们的调子越来越高,花腔也越来越多,一直吹到新人入了洞房。如果是丧事,则一直吹到死者入了坟墓。 庸俗的吹捧,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产生哗众取宠的作品。它不能动摇严肃作家的冷静的创作态度。 这次会见,三位作家都送给我书,斤澜同志送的是他的小说选集。当天晚上,我即开始阅读,是从后面往前看。已经读过的,计有:《记录》、《拳头》、《阳台》、《一字师》、《开锅饼》,共五篇。 我首先注意了他的师承。在斤澜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师法鲁迅,此外还有契诃夫、老舍。在继承鲁迅的笔法上,他好像还上溯到了俄国的安特列夫、迦尔洵,以及日本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这些作家,都是鲁迅青年时代爱好的,并受过他们的一些影响。这些作家都属于现实主义,但他们的现实主义,带有冷静、孤僻,甚至阴沉的色彩。 我们知道,鲁迅很快就脱离了这些作家,扬弃了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转而从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那里吸取了富有内在热力、充满希望的前进气质,使自己的作品,进入承前启后,博大精深的一途。 斤澜的小说,有些冷僻,像《阳台》一篇,甚至使人有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感觉。斤澜反映现实生活,有时像不是用笔,而是用解剖刀。在给人以深刻感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冷酷无情的压抑感。 很明显,斤澜在追求那种白描手法。白描手法,是要求去掉雕饰、造作,并非纯客观的机械的描画。如果白描不能充分表露生活之流的神韵,那还能称得起是高境界的艺术吗? 斤澜的白描,冷隽有余,神韵不足。 在谈话时,斤澜曾提出创作时,是倾向客观呢,还是倾向主观?当时我贸然回答,两者是统一的。看过他一些作品,我了解到斤澜是要求倾向客观的。他有意排除作品中的作家主观倾向。他愿意如实地、客观地把生活细节,展露在读者面前,甚至作品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也要留给读者去自己理解,自己回答。如《开锅饼》中的猪中毒。但完全排去主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自然主义的作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中,还是有作家的主观倾向。有意这样做,只能使作品流于晦暗。另外,这样做,有时会留下卖关子、弄技巧的痕迹。 斤澜的作品中,有幽默的成分。幽默是语言美的一种元素,并不是语言美的整体。老舍以其语言的圆熟功力,对北京话得天独厚的储藏,以及所表现生活的历史特征,使他在这一方面,得到很大成功。但是,就是老舍,在幽默的运用上,有时也使语言的表现,流于浮浅。斤澜在语言方面,有时伤于重叠,有时伤于隐晦,但他的幽默,有刻划较深的长处。 我读斤澜的作品很少,以上只能说是管窥之见。我深切感到,斤澜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是真正有所探索,有所主张,有所向往的。看来,他也很固执,我并不希望我的话能轻易说服他。 在我们的既繁荣又荒芜的文学园林里,读斤澜的作品,就像走进了别有洞天的所在。通向他的门户,没有柳绿花红,有时还会遇到榛莽荆棘,但这是一条艰辛开垦的路。他的作品不是年历画,不是时调。青年人,好读热闹或热烈故事的人,恐怕不愿奔向这里来。他的门口,没有多少吹鼓手,也没有多少轿夫吧。他的作品,如果放在大观园里,它不是怡红院,更不是梨香院,而是栊翠庵,有点冷冷清清的味道,但这里确确实实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 看来,斤澜是甘于寂寞的,他顽强地工作着,奋发地开拓着。在文艺界,有人禁耐得十年寒窗的困苦煎熬,禁耐得十年铁窗的凌辱挫折,却禁耐不得文艺橱窗里一时的冷暖显晦,这确是文人的一个致命弱点,也是我们的作品常常成为大路货的一个原因。 在深山老峪,有时会遇到一处小小的采石场。一个老石匠在那里默默地工作着,火花在他身边放射。锤子和凿子的声音,传送在山谷里,是很少有人听到的。但是,当铺砌艺术之塔的坚固、高大的台基时,人们就不能忘记他的工作了。 读斤澜的创作,就难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 1980年12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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