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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还抄家书籍，好像是在一九七三年，那时我还住在佟楼。第二年春天，迁回多伦道旧居，书籍亦随之回归。那时我正在白洋淀，参加一个剧本的制作，搬家的事，由同居张氏照料，报社文艺组同人帮忙。后来文艺组同志们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说，孙犁搬家，总是书（输）。从这一谚语的形成，可见当时书的盛况。 等我回来以后，书籍还堆积在屋当中的地板上，如同一个土丘。冬季，稍事安排整理，我记录了一本“残存书籍草目”，是逐柜填写的，很杂乱无章。后又在一本《书目答问》上，用红铅笔，把我所有的，点一个记号，在书目之上。这是单凭记忆做的，那时对书籍的记忆犹新，很少遗漏，现在再想这样做，是做不到了。 从这些红点上，可以看出我藏书的大略。当然，《书目答问》以外的书，不在此列。也可以看出，进城以后，我读书的过程。 但经部书寥寥，在书目上，几乎看不到红点。有红点的，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书，如《考工记图》、《白虎通义》、《燕乐考原》之类。这证明我当时对经书，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买以上小书，也并非是为了“明经”，而是当做杂记之类的书买的。 其实，几种主要的经书，我还是收藏了的，不知为什么没有画上红点。《周易》，王弼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礼记》，郑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论语》，何晏集解，四部丛刊影印日本正平刊本。《孟子》，赵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 这些，都是古本古注，字大清楚，眉目整齐，翻翻看看，实在痛快，不能不叹古人印书之下工夫。 《春秋左传》，杜预注。商务印书馆大字排印本，油光纸，线装十二册。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通读本，现在看起来，无论纸张、印刷、装订，都还是难得的。此书装修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时家庭有事，居室不安，我在新包书皮上，写有几段文字，实为当时个人私虑，一时心声。后念不雅，恐异日得此书者，不能理解，徒增疑闷，乃剪去之。用同类纸贴补，又嫌不好看，用近年一些青年人为我刻的图章，装饰了一下。这一切种种，都证明老年人的神魂颠倒，情意无聊。也证明我实在没有能从经书中，得到什么修养。 此外，书架上还有四部备要本的《毛诗正义》，《尚书古今文注疏》等等。 我自幼上的是洋学堂，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总觉得是个遗憾。上初中时，曾先后两次买过坊间石印的四书，和商务的大字排印本，好像也没有细读，这些书，后来也就都丢了。 抗战时期，我赴延安，书袋里还装着一本线装的《孟子》。这说明，我是一直想补上这一课，而终于不能无师自通，没能补上。 过去的学龄儿童，真不知道是怎样对付四书五经的，靠死背硬记，逐渐领会，居然能读懂，并能学以致用，我想象不出这个过程。 崔东璧介绍他父亲教孩子们读经书的办法是： 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 这就更玄了。“熟读”，是可以想象的；“潜玩”就有些莫名其妙。一个小孩子如何能够去“求圣人之意”呢？ 但崔东璧绝不会是说诳话，他就是用这个办法，造就成的一位大经学家。 崔东璧又说： 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然后知圣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后人晦之者多也。 以上两段文字，均见他的“考信录自序”。后面一段，是和上段相承，谈他自己治经学的方法的。 学问一事，确实是有多种方法，多种渠道，不能刻舟求剑的。我天性驽钝，基础差，读古籍，总是要靠注的。但也不喜欢过于繁琐的注，并相信古注。也发现有些注，确是违反了著作的原意。 我对经书，肯定是无所成就了。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私塾吗？ 难道中国的经书，必须在幼年时背过，才能在一生中，得到利用吗？ 当初，孔子向老子问道的时候，老子只简单地回答了几句话：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者，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自古以来，经书对于人，人对于经书，不过如此而已，吾何恨焉！ 1990年6月18日改讫。大热，挂蚊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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