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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在您的诗歌散文和诗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激动过无数的湖湘人。这次你好像是第一次来湖南，我想请问您，当您置身湖湘之地，而且现在又是站在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给我们大家讲学，此时的感受与您以前神游湖南的种种猜想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说来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从最古代的《离骚》一直到现代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形象。所以我这次来到湖南，虽然开头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我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机会可以到岳阳、常德甚至于洞庭湖边、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都无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的书院。想到当年朱熹夫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站在这儿是非常荣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个是第一次福建人从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掌声）同时，朱熹夫子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的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与想象力。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开始时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很精彩的朗颂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颂。（掌声）
听众：您的学术报告，引发我的忍考。因为我写诗也是多年。您满头的白发如果说是引发人们纯洁的向往，那么您深色的西装就是引发我对人类命运的深层的思考。我想跟你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歌里面散文里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运，你是怎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深层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的？
答：谢谢2您刚才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您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聪明，像所有中国作家的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掌声）《诗经》当然是一个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一位个人的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确实就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一切作家的蓝墨水，不论你现在用什么，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来源。至于您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请你再讲一下（您的问题的最后一句）。
听众：就是您如何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答：我想每一个作家他当然会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呢，海峡两岸曾经有几十年的隔离，50年的隔离。希望将来能够再度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掉了、而抛弃掉五千年的文化。（掌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或者隔离有长于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念，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渡过难关。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学生朗颂的《乡愁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讲中华文化比较空泛一点，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琐的一种语文。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里就有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诉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乡表现。
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值得肯首。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了，可以迎头赶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两岸都还可以努力，在这个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孔先生后来的遭遇就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在白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孔孟，意味着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于中国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海外有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许多朋友，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种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举办过一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五四晚会，副标题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我想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掌声）
听众：余先生，您好，我很喜欢您的诗文，特别是那首《乡愁》，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刚好是出差经过长沙，有幸在这个秋风秋雨的时候来聆听您的讲演。我想这会给我一个比较惬意和别致的回忆。在您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和深深的乡恋，以及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这使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湾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当初您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姿态来转入现代派的这一类，然而后来，就是您在美国的那段时期，逐渐地向传统主义回归。那么现在您在创作的时候，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您会不会构成矛盾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余先生您经常去一些地方，对国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应该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您能否谈一下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些体会？记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提出拿来主义，那么在本世纪末，在这个千年庭院，脚踏着这黄土地，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体会？
答：我想写现代作品，必须有深厚的古典背景，有传统的修养，不过这个修养并不是我们守株待兔，一再重复，而是如何能够发扬，如何来跟现代的生活结合。其中当然有矛盾，不过现实之矛盾可以在作品里面来处理。我想现在在大陆也有这种情形，若干年前台湾留学成风，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然后男女朋友分散。当时我写过一篇散文，里面有这样一个句子说，当你的女友已经改名为玛丽，您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掌声）你的朋友不叫慧芳，不叫素芬，叫做Mary什么的，改名做玛丽，那你这个时候送她一首多情的宋词《菩萨蛮》，还有用吗？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有人已经在西化了，你还在坚守古典的传统。这当然是指中西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诉说，可以提出来让读者警觉。您问我在这儿有什么感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唯一的感想是希望雨下得小一点，不要让大家淋雨。（掌声）
听众：我是湖南师大新闻系学生，请您谈一谈对大陆文化界的整体印象如何？
答：其实当年离开大陆，是从厦门到香港去，那时候我是厦门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有21岁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新文学的作品，比如说在散文这一方面，从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读到后来的40年代的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后来，大陆开放之后，我也接触到大陆更多的作家，包括柯灵的散文，汪曾琪的、贾平凹的散文我也读过。我希望我能够读更多大陆的作品。
听众：记得以前读过您的一篇散文是关于您三个女儿的。（余：四个）至今回想起那篇文章，还是让人忍俊不禁，想必如今您的四位千金都已经出嫁了。（余：没有。主持人：看来这位女读者，信息搞得不很准。）记得您曾经在文章里表示过，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历经多年，培育了四颗果实，哪个小伙子想不劳而获的话，活该他绊一跤。那么您现在对女儿们有什么期望？她们是否都在您的潜移默化之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答：我们有四个女儿，当时我写了一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在我想像之中，有四个坏男生会做地下工作，成功了之后，竟然把我们①的女儿给抢走了。我想天下做父亲的都有这种隐忧。不过，其实是虚惊一场。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只出现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女儿的结婚率是50％。现在在台湾——我不知道在大陆怎么样？——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经济上能独立，知识上非常丰富，结婚不是她们唯一的归宿，所以，迟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当然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写于20年前，那时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十几岁。我前几年又写了一篇，也还是写那四个女儿，叫做《日不落家》。日，不落家。这个题目很怪，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快要归还祖国了。香港曾被（英国占领）。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因为它是个大帝国，当然，（现在）英国已经不是日不落国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个女儿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泌怖两个，在欧洲有两个，所以我的家就变成了日不落家。我写了第二篇写女儿的文章，那里面父亲也老了，女儿也大了，所以我有点感伤，充满了沧桑之感，跟以前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来，前面的一篇比较幽默、自嘲，后面的一篇就有一点沧桑之感了。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您有兴趣追踪的话，不妨去找来看看。
①因为余光中先生的夫人范我存女士在场，所以提到女儿时，用“我们”。
网友：记得余先生在多年以前曾经说过，最具震撼力的艺术是摇滚乐和电影这两种形式，当时这使我感到很诧异，印象特别深，那么该怎么理解先生的这种说法？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电视和网络已经构成城市文化的一个绝对的主流，余先生对此又怎么看？
答：说摇滚乐与电影是最能够震撼人的艺术，我说这句话，而且写在文章里面，是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嬉皮的时代过去不太久，摇滚乐仍然在美国青年一代中很有影响，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晚的中年人，还在听摇滚乐。其实后来我写《乡愁四韵》跟《民歌》，也都是受了在美国听美国的民歌或者摇滚乐的一点影响。在当时我觉得摇滚乐不但节奏很强烈。当然摇滚乐分好多种，有一部分是从美国的西部民谣或者黑人的铃歌慢慢发展而来，加上现代的各种因素。像Beetles的一些歌曲，、并不仅仅是热烈的节奏，热闹的音乐而已，这里面还很有思想性，对于现代的很多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可以进行讨论，就像崔健的，或者台湾的罗大佑这样。所以对青年的冲击是很大的。电影不用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以我在美国的那几年，有点觉得写诗是比较平面的艺术，不像电影跟摇滚乐有一种强烈的、多元的撞击。不过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网络的时代，电脑的时代，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表他的作品，这个趋势愈来愈强烈，可是我自己还是在手工业的时代，我并没有上网，当然我的作品有人拿去上网。这次来，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来问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跟文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大。以前的读书人要抄书，要写，现在拿去影印就好了。现在上网的话，声音相同的别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好好看这个字的结构，中国的象形文字，方块文字，它的特色已经越来越被人忽略。然后资料越来越多，古人的记问之学，像钱钟书或者像李元洛先生——他的记忆力这么好，现在好像电脑可以取代了。可是电脑一按，资料固然是来了，资料都到你面前来，并不表示智慧都到你心中来了。（掌声）这还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最完备的资料，可是电脑还是要靠人脑来吸收，文学还是要靠人心来创造。
听众：您好，余先生！我是一名程序员，刚才有一位朋友向您提出了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接下来我也想向您提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有人说，在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寻找诗歌的年代，而且在中国大陆诗歌已经处在边缘的位置。读诗、写诗和爱诗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在我国的宝岛台湾，诗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您作为一名诗人，觉得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需要诗歌呢？
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听说大陆早年因为朦胧诗的关系，诗歌曾经盛极一时，近几年来诗歌这种门类读者比较冷落。这个情形台湾多少也有，我想可能是世界性的一个现象。不过也不完全如此。大陆的市场大，诗集如果销得好还是不错的。在台湾一本诗集大概是印2000册，一般诗人如果能再版就蛮高兴了。据我所知，像英国大概有6000万人，英国的名诗人出一本诗集如果能销到3万册就是很好的，就算是畅销了。台湾是2000万人，所以台湾销到1万册也就不错了。可是像郑愁予，像席慕容都会销到10万册以上。我的一本《余光中诗选》也已销到四五万册。所以也不能算读者很少。不过，一般说来，诗歌，尤其新诗的读者不能算是很多。我就思索过这个问题，大众要不要诗？我们不要忽略了，人口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在读古典诗。不见得没有人读古典诗，中国的诗、词、曲还是有人在读。在台湾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苏东坡的诗啦。（掌声）你说人生漂流不定，雪泥鸿爪，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啊，绝色佳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辞》的优美的诗句都已经进入了我们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遗产。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的生活会暗淡得多。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秋风秋雨，我马上想到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所以王尔德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掌声）这个话说来有一点武断，可是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说这个人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寻求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没有鲁迅的阿Q，我们对这种人怎么形容呢？我们说这位女子像林黛玉，另外一位男子优柔寡断，他是精神的懦夫，是罗亭，我们说这个人思虑多端，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说他是哈姆莱特——丹麦王子。这些都是文学教我们如何来看人生。如果没有林黛玉，如果没有哈姆莱特，如果没有《水浒传》的李逵，如果没有文学里面的这些角色，我们对人生的了解，对人生的把握，就淡得多，弱得多。所以说人生模仿艺术还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看过西洋的画，你参观过巴黎艺术馆，（以后见到别的画的时候，就会说）这简直像比加索的画或者莫奈的画，这正是画家教我们的。是他们把眼睛借给我们看肚界。所以讲到诗的问题，大众要不要诗呢？有一部分人在读古典诗，另外有些人在读新诗。大众有没有诗呢？不见得没有诗。不过不一定是我们认可的诗。听流行歌的人，流行歌曲的歌词就是他们的诗。可是那些诗应该怎么样将境界提高，歌词写得更好，歌曲作得更好，那应该是音乐家、作家的任务。同时媒体要提倡更好的文艺，也是我们的希望。（掌声）
听众：我是来自长沙阀门厂的一位朋友，曾经读过您的一些著作，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您说您是与永恒拔河。我想问您现在是否处在一个与永恒拔河的阶段？您是否很反对写传记或者说您是否认为在有限的一生中这场拔河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答：我有一首诗，后来一本诗集用这首诗的题目为书名，叫《与永恒拔河》。那意思就是说，任何艺术家要进行创造的话，一定是跟永恒拔河。也就是说，用有限的生命来跟无限的永恒抗争。在有生之年，在人力范围之内，如何能够趁着这个绳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注意力松懈的时候，能够写出一篇好作品来。所以这中间的关系好像在拔河。中间的界线呢，人大概是往往被绳拔过去的，不过绳有时候也会被我们拔过来。于是我们的作品就可以留传后世，我是这个意思。至于问我现在是不是还跟永恒拔河，我相信每一位作家——在座的我相信也有不少作家，只要你在追求艺术，只要你一天在追求美，你这一天就是跟永恒拔河。（掌声）
（答问结束）
主持人语：
朋友们，由于时间和天气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满足现场观众的每一个提问，在这里我们表示抱歉，不管怎样，我们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参与，也感谢余光中先生给我们带来一顿如此丰盛的精神大餐。朋友们，今天在雨中，我们在这千年学府和余光中先生一起来为世纪末守岁，来与永恒拔河，让我们写一段不朽永远留在“蓝墨水的上游。”
余光中：最后我还是要谢谢岳麓书院提供这么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讲坛，尤其要谢谢各位朋友冒着风雨来听讲的盛意、美意，我们现在其实是跟气候“拔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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