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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东师入沈阳”足以成立国难的，有九一八的《北晨》号外为证，其大字标题曰，“国难来矣”，洵名言也，国难于是乎真来了。别人怎么说，不知道。各人可以自定一个标准——国家人民吃苦到什么程度才算受难，——但既定之后似乎不便常常改变，有如最初以沈阳陷落为国难，而到后来听说××不要占北京就要开起提灯会来，——那原是没有的事，我嘴闲。至于娱乐，一切生活上非必要的事情属之，如吃饭不是，而吃馆子当是娱乐，在家中多弄几样菜，邀朋友闲话，算娱乐不算，似中央党部尚少明文规定，今为节省纸墨起见，不再嗦。 国难和娱乐的冲突只有一个情形，（在火线上送了命等等，当然不算。）假如人人都有一种应付国难的工作在手中丢不下，那就自然而然有点不暇顽耍勒——其实工作暂息，仍不免寻寻开心的，姑以不暇顽耍论。试问今日之下，我们有这种福气没有？ 于是国难自国难，娱乐自娱乐，若谓其中有何必然的连锁，惭愧“敝人”未名其土地。就常情言之，有了国难，始有救国的口号，救国者教其难也。国家好比嫂子。嫂子啊呀入水，救她当然用手，不能托之空言，而用手是工作。故国难与娱乐假使会有冲突，必然在救国的工作上；否则国难只是一个空名词，空名词不会引起什么冲突的。然而一切的工作本不和娱乐冲突，救国的工作，名目或者特别好听点，安见得便是例外。娱乐可以促进工作的效能，而不妨碍它，这总不必让教育学博士来开导我们的。反过来看，不娱乐只是不娱乐，也毫无积极救国，免除国难的功能，除非你相信吃素念《高王经》会退刀兵即使“四海遏密八音”，（伏下，自注。）也不能使人家的十一架飞机不来；何况“遏密”也不很容易哩。颠倒算去，“有国难就不娱乐”，这是既不能使它普遍，也不必要它普遍的，质言之，一种畸人的行径而已。难能颇可贵，我不十分反对这种行径。它是一种表示，一种心理上的兴奋，或者可以希望有一点传染性的兴奋，以古语言之，振顽立懦。你就是么？久仰久仰，失敬失敬！朋友，做这类事情总须得点劲才有意思不是？但得劲却是不易。你先把什么是国难弄清楚了，把什么是娱乐也弄清楚了。譬如你觉得吃荤有点儿不必要，那就吃国难素；既认失却某地为国难的起点，那末，在某地未光荣地收复以前，千万别开荤。老先生，在这个年头儿，不是小子擅敢多嘴，你颇有一口长斋的希望哟！我老早说过，这是畸人的行径哩。以小人待天下，固不可为训，迳以圣贤待之，亦迂谬甚矣。至于听见飞机来了才赶紧“封素”，这种闻雷吃斋的办法，敝人莫赞一词。我说“不十分反对”，可见我不是一点不反对。是的，即使彻底持久吃起国难素来，我也有点反对的。这虽是个人的行为，也不宣传，但也很容易使人觉得吃素就是救国工作之一，这又是宗教上，法术上的顽意来了，敝人不胜头昏。前在某处谈话，我们说东方人有种脾气（不大好，似乎相信冥漠的感应，又喜欢把个人和国家相提并论，这远不如洋鬼子。东方式的自杀，表面上似很可赞美的，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他总觉自己一条穷命太重要，重要得有和国家一字并肩的资格，所以不妨（不敢说他有意）把国事弄糟了，然后自杀以谢国人。这实在胡涂得利害，脾气也很不善良。如这一回的事件，有个朋友说，“我们的当局应该在对日的和约上签了字，然后一手枪自杀。”这原是随便说的。若认和约非签不可，被刺是意中也许是意表，自杀总之不必，冤。若认和约有损于国，那么自杀只是中国多死了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对于国家的补剂。吃国难素至于绝食，及停止一切娱乐，其根据均在自我中心论和一种冥漠的感应观念上面。这是一种法术的类似，使人容易逃避对于国难及原因的正视，使人容易迷误正当解决的方法，这有一点点的深文周内，未可知，但我确是如此说的。其另一点，便是“泄气”。有了激烈的感情，必须给它一个出路，给了就平安，不给就闹，今有至热的爱国心于此，不使它表现实际救国的工作上，而使它表现在仪式上，岂不可惜，说到停止娱乐，不由得连想起丧事来。一家死了人，一家哭，一国死了人，一国哭。哭得伤心，哭得不错。因为死生有命，“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也只好用仪式之类表示衷心之哀悼，老实说，这是人类运命的暴露，决不是什么名誉。假如科学上发明了返生香，还魂丹，那时亲人正在咽气，马上给他弄活了，开了汽车去顽耍，岂不有趣，岂不比现在做儿子的寝苫枕块，披麻带孝强得多么？今日国难之来也，明系人谋之不臧，并非苍天之不佑，何必回过头来，装出这种阘茸腔呢？ 国难期间停止一切的娱乐，若全国人民没有热情，是做不到的；若有，更是不该做的。所以我到底想不出国难和娱乐有什么因果的关连，我更讨厌“国难这么严重还有心顽耍吗！”这种道貌岸然的工架。我看云生气。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十一架日本飞机Visit北平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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