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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如今我将三十多年前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长夜》送到你们面前，请你们在工作闲暇的时候读一读。请你们在欣赏之余，给予批评。我顺便将关于这部小说的若干问题，以及我的一些创作愿望在解放后未能实现的憾事，在这封长信中告诉你们，使你们更容易了解这部小说，同时也了解我在创作道路上的部分经历。我还要告诉你们《长夜》和《李自成》有密切关系，读《长夜》是打开《李自成》的创作问题的钥匙之一。因此，我将这封信作为《长夜》重印本的代序。 这部长篇小说写于抗日战争末期，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当时只印了两千本，没有引起读者注意，甚至不为人知。但个别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给予一定的重视，告诉我它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写出了别人不曾写过的题材，即民国年间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虽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侧面，大概也反映了河南全省，也许还包括陕南、陕北、鄂西、皖西、皖北、鲁西、冀南等广大农村二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大同小异的普遍现实。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虽然也有虚构，但是虚构的成分很少。小说的主人公陶菊生就是我自己。我是农历九月间生的，九月俗称菊月，所以我将主人公起名菊生。这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现在我将这一故事的历史背景告诉你们，也许对你们阅读这部小说是有帮助的。 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我从教会办的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后，（我没有读过初小）跟随一位姓杨的同学到了直鲁豫巡阅使、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驻节”的洛阳。他的巡阅使署在洛阳西工。洛阳西工成了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政客们纵横捭阖的活跃中心，也是吴佩孚的一个练兵中心。他亲自兼师长的嫡系精锐部队是陆军第三师，大部分驻扎西工。第三师附属有学兵营和幼年兵营。我怀着进幼年兵营当兵的目的到洛阳。我的大哥已于春天受到别人怂恿，进了学兵营当兵。他对于军队内部的黑暗已经有一定认识，坚决不许我当吴佩孚的幼年兵，请那位姓杨的同学将我送到信阳，进教会办的信义中学，插入初中二年级读书。学校设在信阳西门外，浉河北岸，面对贤隐山。 这年九月，酝酿数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吴佩孚离洛阳急速北上，由大总统曹银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进驻秦皇岛，指挥直系各部队约二十万人向奉军进攻。双方都使出全力作战，战事胶着在山海关和九门口一线。原来也属于直系军阀阵营的冯玉祥，因受吴佩孚排斥，丢掉了河南督军的重要位置，挂一个陆军检阅使的空名义，驻兵南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吴佩孚任命他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命他率部队进入热河，威胁奉军右翼。当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山海关一带鏖战正酣时，冯玉祥暗从热河回师，突然于十月二十三日进入北京，控制了北京各要地，拘押了曹银，通电主张“和平”。吴佩孚前后受敌，被迫从大沽口乘船南逃。他将在山海关一带作战的直军交给张福来指挥，随即全线瓦解。吴佩孚从吴淞口入长江，到武汉上岸。他原来打算依靠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力量成立“护法军政府”，进行反攻，但这些军阀各为自己割据的地盘打算，离心离德。驻节武汉的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对他也是表面拥戴，实际抗拒。吴佩孚不得已急回洛阳，另谋集合兵力。但是反直势力不让他在洛阳有喘息机会，首先是国民二军胡景翼部由冀南攻入河南，接着是镇嵩军的憨玉昆部由潼关东进。吴佩孚不能在洛阳立脚，退驻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而他的部队在信阳车站外挖掘战壕，大有在信阳作战之势。 吴佩孚在鸡公山驻的时间不久，一筹莫展，只好通电下野，暂时到岳阳住下。胡景翼做了河南军务督办，自兼省长。小说结束时，已进入胡景翼做河南督办时代。到这年春天，为抢夺河南地盘，胡景翼和憨玉昆在豫西发生激战，被称为胡憨之战。结果憨玉昆战败。胡景翼不久病故，所以小说结尾处提到薛正礼一股杆子投奔一位将做信阳道尹的绅士家中，那位绅士姓刘，是国民党人。因为胡景冀死去，河南局势大变，姓刘的官梦并未实现。这最后一股杆子的下落，我不清楚。 由于信阳的局势混乱，学校提前放假，通知学生们迅速离校。我同我的二哥，还有另外两个学生，顺铁路往北，到了驻马店，然后往西，奔往邓县（今邓州市），在中途被土匪捉去。被捉去的地方可能属于泌阳县境，我当时也不清楚，只知距离姚亮镇不很远。关于我被捉去的经过和在杆子中的生活，小说中所写的都是真实情况。 小说中提到的徐寿椿和马文德这两个地方小军阀，都是直系军阀的残余，互相争夺南阳地方的地盘，同时也争夺杆子武装，争夺我们的杆子。 自从这部小说出版之后，我自己没有再看过一次。如今因要重印，我从头看了一遍。它深深地将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历史气氛中。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不是一般的农村生活，而是土匪生活，是通过写一支土匪的活动反映二十年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原和北方的农村生活。如今重读时候，它唤起我关于当时那种奇特的历史生活和一群绿林人物的回忆。总之，它是半个世纪以前的现实生活，不是凭空瞎写。我就是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与历史气氛中进入社会生活！ 因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在进行写作时，不追求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不追求浪漫主义的夸张笔墨，而力求写出我少年时代一段生活经历的本来面貌。像这样题材，加一些惊险离奇的故事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尽可能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这部小说。同志们，你读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这书中有许多浪漫主义气氛，但是那气氛是生活本身提供的，不是我故意加进去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本来就不少，在有些境遇中显得特别浓厚。 在写作时候，为忠实于现实主义，我决定不将主人公陶菊生的觉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将贫雇农出身的“绿林豪杰”们的觉悟水平和行为准则拔高。我写了几个本质上不坏的人，但他们有各自的弱点，而且有时杀人放火，奸淫妇女。他们有可爱的和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他们毕竟是土匪。我是从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生活中看出来他们若干被埋藏的或被扭曲的善良品性。当然，并非在所有的士匪身上我都毫无例外地发现了善良本性。倘若我在写作时故意将菊生和几个主要人物的觉悟水平拔高，这部小说就变成另外一种面貌。如果那样写，纵然能获得某种成功，但是它将丢掉艺术的真实，也背离了历史生活的真实。忠实地反映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重要侧面和生活在那样历史条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中心目的。小说中当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观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决不背离历史生活的真实，故意加进去某些思想宣传。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因没有生活出路而叛乱。我写出他们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们“下水”（当土匪）后如何同地主阶级存在着又拉拢又矛盾的关系，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写出来杆子与地方小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写出来杆子内部存在着等级差别：有人枪多，放出一部分枪支给别人背，坐地分赃；有人背别人的枪；有人当“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正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现实。 《长夜》的时代正是中国农村因军阀混战频繁、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加上其他各种人祸天灾，进入大崩溃的黑暗时期。内地没有现代工业，城市不能吸收农村的失业人口，农民失业后或者逃荒异地，或者大批饿死，而年轻男人最方便的道路是吃粮当兵或当土匪。那时到处城镇有招兵旗。吃粮当兵，一打败仗可以变为土匪，土匪一旦受招抚就成了兵。当然，善良农民，像小说中王成山那样的人，是多么地希望能够不当土匪而生活下去！ 农民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前，一代代都有为生存而斗争的武装叛乱，但不能成为自觉的阶级斗争。有的武装斗争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希望推倒旧江山，建立新江山，但也不是阶级的自觉。至于那种没有清楚的政治目的，仅是为着不饿死，为着报仇，从事抢劫，奸淫，过一天算一天，便只算低级形态的武装叛乱，不能算作起义。我在《长夜》中所写的武装斗争，就是低级形态的武装叛乱。 低级形态的武装叛乱就是拉杆子，当蹚将，通常的贬词是土匪。 一支人数较多的土匪武装，其阶级成分是复杂的：有真正的失业农民，有农村中的二流子，有离开军队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还有曾经受过招安成了官军，因打败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军官，这种人下水后利用他们的号召力、组织才能、以及手中掌握较多的枪支而自己拉杆子，作为管家的，即土匪首领。 在古代史、近代史和民国年间的现代史上，往往有武装叛乱在开始就有比较清楚的政治目的，我们称之为起义；也有起初无明显的政治目的，随着武装活动的发展而有了较清楚的政治目的，我们也称之为武装起义。但是从封建的中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各种农民起义都没有觉悟到要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社会制度，使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得到解放。农民只有得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教育，才开始懂得阶级解放的道理。 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土匪生活没有清楚的政治目的，这是二十隼代前期从汉水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直到关外，大半个中国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在北中国的茫茫大地上，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很少数知识分子、大城市产业工人和铁路工人中间传播，没有同农民结合。所以对广大农村来说，当时还处在漫漫长夜的黑暗时代。不过，黎明也临近了。 土匪由于是没有政治觉悟的叛乱武装，成分复杂，所以不会有好的纪律。奸、掳、烧、杀，成为土匪的“家常便饭”。土匪并不是农民的出路，而是社会的破坏力量。 为抑制和消灭这种破坏力量，就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即红枪会。在二十年代，除红枪会外还有势力较大的大刀会，势力较小的黄枪会、绿枪会、红灯照、金钟照等等组织，但是红枪会最普遍，成为代表。时至今日，有些名目就只有很少人知道了。 据我的粗浅认识，红枪会等武装组织，都属于地主武装，也从属于比较富裕的农民阶层；从历史源流说，都来源于元、明以后的白莲教分化的各种支派。农村中在乱世年头比较敢作敢为、地主和富农阶层的头面人物掌握着这些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快枪不普遍的年代，这些武装组织靠迷信、念咒、下神、宣传神灵保佑，刀枪不入，鼓舞斗志。依靠人多，人海战术，进行作战。等快枪普遍之后，这一类原始的武装组织就由军事织制的民团代替，完全变成地主武装了。 上述这一类武装组织，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斗争的侧重点不同。有时带有“反洋”色彩，有时带有反政府苛捐杂税色彩，有时起着反军阀作用，但是持久不变的斗争目标是土匪。红枪会的以上斗争目标都和农村中地主阶级的利害一致，所以受到地主阶级的提倡，支持，而且往往被地主阶级掌握着领导。土匪对红枪会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没有妥协余地。在北洋政府时期，陆军人数很少，忙于内战，不经常驻扎各府、县地方，所以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为要保障社会生活平稳，就得依赖红枪会这种武装组织。土匪可以与地方一部分地主互相勾结利用，同地方小军阀互相勾结利用，但没法同红枪会及支持和领导红枪会的地主、绅士互相勾结利用。土匪有时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阀招安，但不能受红枪会招安。这是两种水火不能相容的力量，斗争是残酷的。小说中写李水沫杆子攻打刘胡庄，又写薛正礼一股打进一个小村庄，杀人放火，都是对红枪会的斗争。攻打刘胡庄还有抢劫牲畜财物和掳掠妇女、肉票的目的，烧毁那个小村庄就只是为着对红枪会的报复。 由于《长夜》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加上在写作这部小说时我还是喜欢屠格涅夫的小说形式，所以没有使故事向广阔展开，没有正面写出红枪会的人物与活动。但是，尽管如此，小说对读者理解二十年代的旧中国农村还是有帮助的。假若解放后我修改《长夜》的打算能够实现，则此书有可能变得内容大大丰富，故事波澜壮阔，但真实性就会变了。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有一个反映河南农村变化历史的“三部曲”创作计划：第一部定名为《黄昏》，写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农村迅速崩溃的过程，像风俗画那样写出我的家乡农村生活的变化历史。第二部就是《长夜》，写农村崩溃后农民离开土地，没有生计，不当兵就拉了杆子，而我写的是一支杆子的活动情况。第三部定名为《黎明》，写北伐军进入河南，新旧军阀在河南南阳地区的角逐，农村各种力量的大动荡，大分化，而一部分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如何开始到农民中传布革命火种。由于《长夜》带有自传性质，最容易写，所以我先从《长夜》动笔。但是缺点也在自传性质上，局限了我，不曾写出来那个时代的较广阔的社会生活。 我是一个富于空想、志大才疏的人，这弱点使我一生吃了大亏，在文学创作上不能有多的成就。关于故乡的题材，我还计划以别廷芳这个人物为主人公，以彭锡田为主要配角，写一部长篇小说，定名为《小独裁者》。一九四八年我住在上海郊区，除为《李自成》准备资料外，将《小独裁者》写了大约将近十万字，后来自己不满意，将稿子烧了。一九五一年秋天我由上海回到河南，私怀目的之一是完成《黄昏》、《黎明》的写作宿愿，并将《长夜》改写。但是历史条件变了，宿愿只能任其幻灭。当时领导同志片面地强调写普及作品，认为只有写短小的普及作品如演唱材料才是群众所需要的，时代所需要的，同时经常号召大家都为中心工作而写作，如歌颂农闲积肥等事都成为文学艺术界进行创作的中心任务，不肯写就是不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思想严重。有一位在当时河南文艺界较有威信的领导同志经常批评我不肯写“雪里送炭”的作品，只考虑写大作品，为自己在历史上树碑立传。他的出发点是“爱护我”，所以口气中总带着许多惋惜。因为我“固步自封”，不听忠告，所以口气中也不免有挖苦意味。 我观察了一些文学史上的情况，也反省了自己没有出息的原因，总结出一个简单的认识：一个较有成就的好作家，必须具有进步的思想（就他所处的时代说）；必须关心现实，充满正义感，而又能在困难条件下敢不盲目地追随流俗，人云亦云；必须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对生活的知识愈深广愈好，不应局限于一点，名曰深入生活，实际是孤陋寡闻；必须在写作上不断提高，精益求精，到死方休；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读书，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以上几点，互相关联，相辅相成。我的这点意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决不能公开说出的。五六年到五七年我仅仅流露了一两点类似意见，都“理所当然”地被作为资产阶级右派言论批判，而且终不免被错划为“极右分子”。 一九五三年夏，中南作协分会成立，我被调到中南作协。极左思潮、教条主义、将文艺和政治关系简单化和文艺领导的武断作风，井下两样。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流行病。我前边所提到的那位老朋友同时调到中南，依然担任主要的领导工作。他依然经常批评我不愿意为工农兵写短小作品，还提醒我：“你要知道，写短小的通俗作品也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对于我的文章风格，这位领导朋友也当众向我提出忠告：“目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时代的文艺风格是粗狂。雪垠的毛病是文笔太细，不符合时代要求。不改变这种风格，很难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人物的精神面貌。”我每闻以上各种高论，都是顽固地付之一笑，但望通过我的创作实践来回答这位朋友兼领导的关怀和批评。 亲爱的读者，请想一想，在上述历史气氛和生活环境中，我要实现与现代河南农村生活“三部曲”的宿愿当然只好付之东流。多么可惜！ 现在我将话头转回到《长夜》这部小说上，谈一谈它和《李自成》的特殊关系。 首先是我运用河南人民语言的问题。我在外地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我熟悉的地方还是故乡。在别处我有过生活，但没有在土壤中扎根。大概世界上多数作家都如此，他们喜欢写他们的故乡，常常利用他们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进行创作。河南的土地和人民哺育过我的童年和少年，在青年时代我又在河南留下了活动的足迹。我熟悉河南的历史、生活、风俗、人情、地理环境、人民的语言。提到河南的群众口语，那真是生动、朴素、丰富多彩。在三十年代，我曾经打算编一部《中原语汇》，如今还保存着许多写在纸片上的资料。我对河南大众口语热情赞赏，而它也提高我对于语言艺术的修养。关于我同河南大众口语的血肉关系，已经反映在我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长夜》和《李自成》等作品中。这情况你们都清楚，我不用多说了。如果我丢掉了故乡的人民口语，我在文学创作上将很难发挥力量。 两年来我看见了不少分析和评论《李自成》第一、二卷的文章，但是关于《李自成》的语言问题，尚缺乏写得比较深入的论文。《长夜》的重新出版，将会提供一点有用的参考材料。读过《李自成》再读读《长夜》，可以看出来我在运用河南大众语方面一脉相承，也可以看出来在语言的美学追求上一脉相承。土匪黑话是特殊语言。《李自成》第一卷中所用的那些黑话，都见于《长夜》。黑话之外的特殊语言，例如《李自成》第一卷中写高夫人率领小股骑兵佯攻灵宝，有一义兵用顺口溜形式“自报家门”那段话，也可以在《长夜》中看见原形。当然，《李自成》在语言的运用上，色彩丰富得多，除以朴素的大众口语为基础外，还有士大夫的语言、江湖语言、诗、词、古文、骈文等等。 其次是《长夜》中所写的生活同我写《李自成》有一定关系。我写《李自成》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资料，这是每一个读者的心中都清楚的。但是，许多读者不清楚我有《长夜》的生活经历，对《李自成》中所写的一部分生活不是靠书本，而是靠我自己有感性知识。当然，我的感性知识不限于《长夜》中所写到的，许多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河南家乡所耳闻目睹的生活片断都成了有用的素材。由于《长夜》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从少年到青年时代所知道的许多关于土匪生活的知识都没有写进去。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乡邓县说，大约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当时县政府上报的荒地有四万顷，虽然可能有夸大，但情况的严重可想而知。我曾经进入荒区看过，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鸡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在我写《李自成》时，取自《长夜》中的生活经历不少，另外又用《长夜》以外的生活作补充。 你读完《李自成》之后，倘若你再读读《长夜》，就会看出来《李自成》中有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可以在《长夜》中找到影子或原形。当然在《李自成》中是经过重新加工，重新给予艺术生命，而不是重复，照抄。你们将两书可以对读，自会清楚，请恕我节约笔墨，不必自己指出来具体例证。 现在我顺便谈谈《李自成》第一、二卷中所写的杆子问题。 李水沫杆子的活动地方是在唐河和泌阳两县境内，这两县和我的家乡邓县都是属于南阳府。南阳府和商州地方虽不同省，却是相邻，所以风俗、习惯、口语等方而相同者多。有一位陕西读者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后给我来信说，他解放后在商州地区工作几年，没听说商州有杆子。很遗憾，我实在太忙，没有给他回信。他是解放后到了商州地方，当然没有听说杆子。所谓“贼”，结成几十人或上百人大股者叫做杆子；数人或十数人结伙，夜聚明散，不算杆子，在《长夜》中叫做“霸爷”，在我的家乡叫做贼毛子或二道毛子。南阳地区和商州地区在清末有“刀客”，到民国年间快枪日渐普遍，“刀客”一词被淘汰。杆子衰于红枪会兴起之后。红枪会后来又被民团所代替。民团兴起于三十年代之初，后来每县自设司令或总指挥，又发展为割据数县，由一总指挥或总司令统一指挥，成了更大的土皇帝。他们用严刑重法，动辄杀戮，对人民进行血腥统治，同时强化保甲组织，使土匪失去了活动余地，盗窃无处藏身。在这种统治下，农民虽受着残酷剥削，却有种田的机会，所以到三十年代初期，杆子衰落，渐渐绝迹了。抗日战争期间，这一带民团的统治继续加强，而且不断征兵，不仅正规军要壮丁，民团也要壮丁，农民小户家的壮丁几乎被抽光了。到了解放初，年轻人很少人知道杆子，更没有人去谈论了。可是我从乾隆年间纂修的《商州志》中，见到了明末和清初都有不少关于“杆贼”的记载，并说明“土贼号曰杆贼”。“土贼”是对“流贼”说的，活动范围不出本地方的叫做“土贼”，杆子正是如此。 最后我想提一下作家气质和作品的关系问题。你们从《长夜》的主人公身上大概可以看出来我在少年时代已经形成的性格特点，这难道和我能理解和塑造《李自成》中某些人物（包括孩儿兵在内）没有重要关系么？这问题，我不用细谈，留待你们思考吧。 亲爱的读者，关于《长夜》与《李自成》的关系问题，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这封信也该结束了。青少年时代的故乡生活和熟悉的故乡语言，对于从事文学创作帮助很大，我在前边已经说过，现在不妨再重复指出：《长夜》是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作品；《李自成》虽然是历史小说，绝大多数主要人物都是陕西人，但是也含着独具的河南乡土色彩。如今已入暮年，我深深遗憾的是：我那些要纵深地反映河南人民生活的愿望都未实现，仅仅留下来这一部四十年代的作品《长夜》！对《长夜》原有改写计划，也力不从心，付之东流。每次想到这事，总不免有许多感慨。 《长夜》开始动笔于抗战末期，第一版出版于1947年。虽然时间还在考验《长夜》，但是我自己和广大读者大体上已经得出近于一致的评论了。 先说在国内，近几年曾在报刊上读到有的文章说它是五四以后的长篇小说杰作之一，但没有详细分析。这篇文章是不是严家炎教授写的，日久我记不清了。但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的“姚雪垠辞条”是他主稿，关于《长夜》的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 《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此书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写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严家炎教授是目前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成就很高的专家。他给我的印象是治学态度谨严，掌握的资料丰富，论断精辟。上边引述他对《长夜》的一段评语，我很佩服。我只是感到美中不足的有两点：一是他没有指出来《长夜》与我中年后写作《李自成》有一定的联系，二是《长夜》在语言上很能表现出我的独特成就。 最后，我简单地谈一谈《长夜》在法国的影响和我自己对它的评价，也许可以供读者参考。 1981年1月，《长夜》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立刻在法国的读书界引起了很大兴趣。这年10月，我应邀访问法国。到巴黎以后，密特朗总统给我一封亲笔签名的信，对我的访法表示欢迎之意。在巴黎第三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对我作一次录像采访，使我与全法国读者见面。随后我从巴黎去马赛访问，马赛市政府授予我马赛纪念勋章。据当时法国国务委员兼马赛市市长（前几年病故）德菲尔先生说，这种勋章只授予两种人：一是初到马赛访问的外国元首，二是到马赛访问的对国际有贡献的文比名人。法国许多报刊对《长夜》发表了评介文章，法国朋友收集了一部分。但我对这一类评介文章并不重视。根据我的经验，文学艺术与科技不同，应该以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为准，决不迷信外国。法国读者之所以喜欢《长夜》，是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在法国人眼中十分新鲜，富于传奇色彩。有一天法共中央委员兼《人道报》副刊主编卢·阿兰去旅馆访问我，谈《长夜》这本书。我回想着他既是法共中央委员，当然在理论修养上与一般读者不同，于是我就谈到中国如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破产后，农民如何大批变为匪以及我在少年时如何在土匪生活一百天。他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你为什么不早点写出来？” 我回答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从‘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抗日活动，所以直到抗战结束时我才动笔写《长夜》。” 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我在巴黎逗留期间，法兰西学院一批汉学家请我演讲，给我出的讲题是《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道路》。《李自成》只有日译本第一卷，没有欧洲文字译本。这些法国汉学家是通过中外新闻媒体知道我写了一部在中国颇为轰动的历史小说，所以给我出了那个讲题。 演讲的地方是一个小房间，听讲的不到20位老学者，使我惊奇的是，他们不用翻译，听我带着河南口音的中国普通话毫不困难，始终面带微笑。演讲有40分钟，在演讲结束时，一位汉学家问道： “《长夜》是不是您的代表作？” 我说：“我听说近几年在法国写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很时兴，但为争取销路，历史小说加一些恋爱故事，也有的加入色情细节。《李自成》已经出版了前三卷，共约230万汉字，完全靠它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生活极为丰富的内容，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艺术上表现了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赢得广大读者，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所以，《长夜》这部小说具有独特的成就，是我40岁以前的代表作，而《李自成》是我中年以后的代表作。《李自成》好比一座高山，《长夜》好比高山旁边一座颇值得游览的小山。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如泰山之与梁父。’”听讲的汉学家们都对我的话微笑点头。 我抗日战争末期在东北大学（迁在四川三台）教书，日本投降后到了上海，写完《长夜》，又写了一本传记文学《记庐镕轩》。上海解放后到私立大夏大学任教授，兼副教务长，又兼代理文学院长。1951年秋季，上海几个私立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我坚决离教书岗位，要求回到河南家乡，完成“农村三部曲”的创作梦想。后来不但不敢提起这一创作计划，连我出版过一本《长夜》的事也不敢告人。所以在河南和武汉，一直没有人知道我写过一本《长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正式宣布了以后不再搞运动了，极左思想受到了批判，被称为知识分子第二次得到解放。《长夜》不知怎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看到了解放前在上海出版的《长夜》，同我商量，由人文从新出版，随于1981年1月出版解放后的第一版，印了11万册，这才引起了读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也才有可能由李治华先生译为法文，于1984年1月在巴黎出版。现在人文出版社又拟将《长夜》编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中，特写此序，略谈一些有关此书的情况，以供读者参考。 1995年10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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